清代文學的風格特征，當代學者吳調公先生曾將之概括為“鬱勃和煩躁”，並將這種風格的發展過程概括為三個階段：
“眷懷過去——凝注現實——在凝注現實的同時也探索未來”。——這就是清詩的鬱勃和煩躁由於詩人關注的不同而大體劃分的三個階段。貫穿於其間的脈絡則是，在封建幽靈逐步解體過程中，詩人從眷顧、詛咒、驚呼，以至於力圖作為“醫國手”（龔自珍語）而進行的探索。
這裏所說的是清詩的風格，但涉及的是詩人的精神。“鬱勃和煩躁”所指的是詩人的精神狀態，實際上就是明代以來文人的“狂狷”精神在清代的表現特點。這種狀態表明清代文人的精神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錢穆說：“清儒自有明遺老外，即鮮談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萬鈞之力，嚴壓橫催於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禍，習於積威，遂莫敢談……嘉、道以還，清勢日陵替，堅冰乍解，根蘖重萌，士大夫乃稍稍發舒為政論焉，而定庵（龔自珍）則為開風氣之一人。”
清代前期政府對文人的高壓政策導致一般文人精神狀態的萎靡和少數狂狷文人的悲觀主義精神發展。到了晚清，隨著國勢阽危和政府思想統治的日漸廢弛，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熱情高漲了起來，表現於文學創作方麵，就是“在凝注現實的同時也探索未來”，即政治興趣的增長。但這時文人士大夫的政治興趣已不同於過去文人那種“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君臣之義和家國之思，而是更多地表現出個人的獨立政治見解和政治態度。如龔自珍的《已亥雜詩》中有一首詩在論及自己的奏議時十分自負地說：“五十年中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這表明他的政治興趣不僅僅在於國家政治本身，而且在於通過政治活動、政治言論顯示出個人的政治能力、抱負和精神品格。但晚清的政治形勢雖然放鬆了對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控製，卻並沒有給士大夫們多少真正實現政治理想的機會，個人政治抱負與社會現實的衝突比過去更為強烈，正所謂“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這種社會環境中文人的狂狷之氣形成了新的特點。錢穆在講到龔自珍的進退出處時說：
……定庵雖棄官去，終不忘朝廷，異乎其所謂隱，又異乎其所謂賓也。且定庵亦若有不甘於其所自謂隱與賓者。而既終不得誌於朝廷，於是乃橫逸斜出，為紅粉知己之想。其詩曰：“風雲材略已消磨，甘隸妝台伺眼波。”又曰：“今日不揮閑涕淚，渡江隻怨別娥眉。”又曰：“別有狂言謝時望，東山妓即是蒼生。”又曰：“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可謂詠歎淫佚，情不自禁矣。然定庵又不欲以美人金粉風流放誕終……於是定庵乃仍不失為一當時之經生。而定庵之治經，又一如其論政，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審適從之概。
他的思想矛盾在創作中便形成了“劍氣”與“簫聲”兩種情調的交融——“慷慨中有蒼茫，狂憤中有淒切，奮進中有頹唐。就是這樣，他在感情的極度矛盾和錯綜中度過了他的一生……承傳和改造了前人的亦劍亦簫之美，蔚為封建社會最後一位大詩人的雄奇哀豔風格。”
亦劍亦簫、雄奇哀豔的風格不是晚清才有的，至少南宋的豪放派詞人如辛棄疾等人就具有這種複雜的風格傾向。所謂雄奇哀豔，即風雲氣與兒女情的交織，這是作家心靈與人格的複雜性和矛盾性的表現，作為一種時代思潮，則往往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危機的表現。晚清時期由於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危機的特殊性，使得作家的精神危機顯得更為深重強烈。梁啟超在講到這一派作家時說：
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自珍）、魏（源），龔、魏之時，清政既漸陵夷衰微矣；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恒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自珍、源皆好作經濟談，而最注意邊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議》、至光緒間實行，則今新疆也；又著《蒙古圖誌》，研究蒙古政俗而附以論議；源有《元史》，有《海國圖誌》，治域外地理者，源實為先驅。故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
這派作家的“劍氣”決不僅僅是傳統文人高歌“大江東去”的豪放情調，甚至也不是籠統的“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愛國情思，而是非常現實的政治熱情。這種政治熱情表現為社會態度積極的文人們對“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的關心，這當然意味著文人們思想的解放和精神境界的闊大，但這並不是直接意義上的社會進步的結果，相反，是作家對社會危機認識的結果。早於龔自珍、魏源的詩人黃景仁在《除夕偶成》一詩中寫道：“千家笑語漏遲遲，憂患潛從物外知。悄立小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吳調公先生在分析這首詩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