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黛玉聽著傻大姐說寶玉娶寶釵的話，此時心裏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紫鵑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瞧著寶玉，隻管笑，隻管點頭兒。紫鵑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著，便回身笑著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卻走得比往常飛快。
這樣的內容，按照一般人的觀點說不上是壯美，隻能說感傷或淒愴。王國維所說的壯美實際上是各種悲劇美感的總稱。他認為《紅樓夢》中壯美多於優美，是因為這部作品整體上所具有的悲劇氛圍。不同於大多數評論者，他沒有興趣對故事中描繪的花團錦簇的生活和詩情畫意的氛圍給予過多的注意和欣賞。因為在他看來，《紅樓夢》故事的主旨不是表現這種生活的感性意味，恰恰相反，表現的是生活的感性意味背後的痛苦本質。他從康德式的美學觀念出發，對那種令人流連忘返於感性現實的藝術大加詆訶，他將這種藝術美感稱為“眩惑”：
夫優美與壯美，皆使吾人離生活之欲，而入於純粹之知識者。若美術中而有眩惑之原質乎，則又使吾人自純粹之知識出，而複歸於生活之欲……故眩惑之於美，如甘之於辛，火之於水，不相並立者也。吾人欲以眩惑之快樂，醫人世之痛苦，是猶欲航斷港而至海，入幽穀而求明，豈徒無益，而又增之，則豈不以其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與物之關係，而反鼓舞之也哉！
如果像許多評論者那樣，津津有味地欣賞、陶醉於故事中所描繪的花團錦簇的感性現實，而後又為最後“飛鳥各投林”的結局感到樂極生悲的失落與痛苦，那便是王國維所說的“眩惑”。如同《紅樓夢》書中金釧、司棋、尤三姐、潘又安之死，柳湘蓮、芳官的出走一樣，這些雖然也是痛苦，但是在王國維看來都沒有導致真正超脫物欲的解脫，仍然眩惑於物欲，而為求物欲不可得或失落感到痛苦。
顯然，王國維所體驗到的悲劇性不同於一般評論者所說的那種盛衰無常、樂極生悲的感傷，而是貫串在《紅樓夢》故事過程中的對於人生痛苦本質的體驗。王國維看到的《紅樓夢》表示花團錦簇的生活場景描寫（這正是許多讀者所感興趣的內容），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而且在他看來，這些衝突的實質不是善與惡、好人與壞人的矛盾，也不是意外遭遇非常變故的問題，而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賈母、王夫人、鳳姐、襲人等人都與黛玉有微妙的矛盾衝突，並且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黛玉最後絕粒而死的下場。但王國維認為，這些人的行為動機是完全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紅樓夢》的悲劇性質在於“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躬丁其酷，而無不平之可鳴，此可謂天下之至慘也。”這種觀點不是王國維自己的創造，是他借用叔本華的悲劇理論。與叔本華同時的黑格爾的悲劇理論也有與此相似之處：他在《美學》中講到悲劇時提出，真正的悲劇是衝突雙方都有道理，各自代表了一種片麵的正義，其結果衝突雙方同歸於盡。叔本華與黑格爾的悲劇理論代表了西方悲劇觀念向近代的發展，這是近代西方人對人生本質的悲觀主義認識的表現。王國維之所以要借用叔本華的悲劇理論，也正是在於他對人生的認識具有與中國傳統人生觀很不相同的悲觀主義色彩。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指出：“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這是與《紅樓夢》的悲劇精神完全不同的人生觀。他雖沒有正麵對傳統的樂天的人生觀予以批判，但通過對《紅樓夢》的悲劇精神的肯定而否定了那種傳統的樂天精神的價值。然而對於《紅樓夢》所昭示的解脫痛苦的途徑是否確實有意義，他卻也表示懷疑。如果相信叔本華的意誌說，個人意誌的解脫不能脫離整個人類意誌的解脫，因而解脫便成為可望而包括即的理想。所以後來他終於發現叔本華的哲學“半出於其主觀的氣質，而無關於客觀的知識”，並非可依賴的精神庇護所。盡管解脫的可能性變得可疑了，王國維仍然堅決相信《紅樓夢》的美學與倫理學意義，認為它即使不能真正引導人解脫痛苦，至少滿足了人們渴求解脫痛苦的心理需要。然而，一個充滿樂天精神的社會，為什麼會認為存在著與生俱來的痛苦並渴求解脫？這似乎成了一個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