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麵，如果認真比較一下《說郛》中的故事情節與“酒下酒趙尼媼迷花”中入話故事的區別，不難看出後者的趣味畢竟與《說郛》有所不同。在原來的故事中，滕生見到狄夫人後“悒悒不聊生”，想盡辦法尋訪到了與狄夫人親近的尼姑慧澄，通過她了解到狄夫人喜歡珠寶，便搞到了兩囊大珠，聲稱“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當尼姑說一時不能辦到這麼多錢時，滕生急忙說：“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甚至說：“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姑便帶著珠寶去見狄夫人，並謊稱滕生是為求複官的事而來。狄夫人果然動心了，尼姑便乘機安排了會麵，使滕生終於遂其所願，得諧魚水之歡。到此為止，這個故事與“酒下酒趙尼媼迷花”中入話故事的情節可以說完全一樣。但此後的結局部分兩個故事便有了很大的差別。《說郛》中講到滕生與狄夫人來往數月，直到狄氏的丈夫回來，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仆入白曰：“某官嚐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於官。”……生得珠，複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爾。”
這裏的滕生翻臉變成了無賴小人。但這並非故事意在譴責滕生。有一點邏輯上的理由使故事不得不如此發展：從情理上講，滕生一介書生何以有如此貴重的珠寶輕易送人？假如滕生是巨富子弟當然可以，但那樣一來，故事的情趣將大打折扣。事實上，故事中也確實沒有那樣交代。這樣一來，滕生的無賴行徑便成了合情合理的結果。這個合情合理而又出人意料的結局顯示出了一種市井無賴式的智慧，如同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批評“鴛鴦蝴蝶派”小說時所譏刺的那種“才子+流氓”式的下流市井才子所感興趣的“嫖學”智慧。
在“酒下酒趙尼媼迷花”中，作者卻把這段故事的結局中關於討回珠寶的情節完全刪去了：
此後每夜便開小門放滕生進來，並無虛夕……過得數月，其夫歸家了，略略蹤跡稀些。然但是其夫出去了，便叫人請他來會。又是年餘，其夫覺得有些風聲，防閑嚴切，不能往來。狄氏思想不過，成病而死。
變成了一個近乎傷感的結局。這個結局的改動並非無足輕重，它實際上意味著敘述人視角的轉換。在《說郛》中，敘述人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場上講述這個故事的。敘述人所關心的是故事情節的巧妙和引人入勝，而不是對人物情感、命運的關注。滕生的形象以風流才子起，卻以市井無賴結束，使這個人物性格的統一性大打折扣。這並沒有使敘述人感到不安，充其量輕描淡寫地批評一句“小人也”拉倒。顯然在敘述人眼中這件事本來就不足為訓：滕生既是小人，狄夫人也有幾分是咎由自取。隻有事件的過程可供一笑。而在“酒下酒趙尼媼迷花”中敘述人的態度不同了。敘述人在故事末尾明確地對這件事的道德意義進行了批評：
本等好好一個婦人，卻被尼姑誘壞了身體，又送了性命。然此還是狄氏自己水性，後來有些動情，沒正經了，故著了手。
他首先譴責的是尼姑，其次旁及狄氏，而滕生卻被輕輕掩過了。這同故事結尾刪去滕生討回珠寶的情節一樣，都有一些為書生諱的意思。這樣一來，滕生究竟如何欠下的珠寶債的問題被回避了（這本來應當是比較重實惠的市井聽眾感興趣的問題），故事情節變得不盡完整；然而滕生的性格卻更統一了：他變成了一個多情種子——一個合乎晚明時期文人士大夫的欣賞趣味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