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藝術的魅力首先就在於它所展現的社會生活內容。每一部敘事作品中都包含著一個世界，一個由敘事話語構成的藝術世界。當我們閱讀傳統敘事藝術作品時，就是在麵對著敘述人用話語描繪出來的曆史——過去的人們所生活於其中的環境、風俗與心靈生活。要研究中國近古敘事藝術以及敘事觀念的發展演變，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也就是在敘事作品所描繪的生活內容中表現出來的體現出當時文化特點的世界圖景。敘事藝術從傳統的、古典的曆史敘事演變到近古的通俗的文學敘事，這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在作品的內容中也必然會反映出來，表現為近古敘事與傳統的古典敘事所描繪的世界的差異。這種差異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敘事中的核心要素——人物的文化特征的變化。
近古敘事所依托的文化背景是自南宋以來高度發展了的商業化了的城市文化，在這個文化背景中，市民階層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而，要研究近古敘事藝術和敘事觀念的特點，就不能不注意反映在敘事作品內容中的市民形象的意義——市民的身份、地位、文化特征及其演變過程。
中國從先秦時期直到唐代，出現在經典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中的敘事藝術，除了少數作品如上古文學中的神話和寓言故事、稍後出現的誌怪小說等發展不夠充分的敘事形式外，主要是依附著曆史寫作發展起來的曆史敘事方式。《史記》等紀傳體史書中的人物傳記部分就是這種曆史敘事的典型。從敘事所表現的內容來看，神話、寓言、誌怪等敘事類型多荒誕不經且抽象單薄；曆史敘事不僅從考證的意義上講更真實可靠，而且就敘事內容所涉及的社會環境而言，也比較具體真實。因而在這些屬於敘事藝術發展早期的敘事作品中，曆史敘事所表現的社會環境更具體也更能夠反映出特定的文化環境特點與人們的世界觀。
西方現代的一些史學家喜歡把傳統的曆史著作稱作是“戰鼓與軍號的曆史”，即主要是政治大事年表。這一點大概與中國的史學傳統也有相似之處，曆史敘事的內容通常都是有關朝代興亡社稷安危的重大人物與曆史事件。因此，傳統的曆史敘事中所展現的社會環境主要是與重大的曆史事件有關的人物（主要的社會上層人物）生活環境——廟堂、府邸、戰場等等。偶有小人物如遊俠、隱士、商賈之類，也隻是當他們與重大的曆史事件發生關係時才會進入敘事的視野，如《史記》中的《刺客列傳》等，因而即使是在這樣的小人物周圍，社會環境仍然是屬於上層人物的生活環境。從《史記·陳涉世家》到《明史·太祖本紀》，二十四史中講述了不少由小人物發跡而成為大人物的故事，在這些人物的經曆中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環境。但真正在曆史敘事中展現出來的仍然主要是屬於他們的生涯中最重要或最後階段的事跡和社會環境，如陳勝揭竿而起轟轟烈烈的爭戰生涯或朱元璋南征北戰一統天下的輝煌曆程。總而言之，曆史敘事的內容都是大事，曆史敘事中的世界都是與曆史大事相聯係的世界。
當敘事藝術脫離開曆史敘事的目的而作為審美的藝術獨立發展時，敘事的內容便起了變化。這種變化首先表現為敘事中的世界圖景發生了變化。在唐代文人的傳奇中，已經可以看出這種變化。有一些比較著名的傳奇作品如李公佐的《謝小娥傳》、白行簡的《李娃傳》，在所描寫的世界圖景上，都有一個與傳統的曆史敘事很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把故事中人物、事件發生的環境放到了市井社會中。《謝小娥傳》寫的是一個虛構意味很濃的故事。故事中主人公謝小娥為父親和丈夫報仇雪恨的經曆充滿了傳奇色彩。然而作者李公佐卻特意說明這是他親身經曆過的事。其實即使我們相信李公佐的說法也沒有多大意義，所謂的親身經曆不過是他為謝小娥解了一個十二字的謎，至於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以及其他內容充其量都是道聽途說。但在李公佐的筆下，這個聽上去離奇得近乎神秘的故事卻變成了時間、地點、人物都言之鑿鑿的街談巷語。故事不再象魏晉小說那樣簡古空靈，而是變得綿密生動；更重要的是，故事中出現了平常而具體的市民社會生活環境，從而使故事帶上了市井風俗畫的情調。李公佐本人屬於傳統的人士階層，並沒有直接介入謝小娥一類的市民生活圈，他在故事中是這個生活環境的旁觀者，由此故事中的市井社會圖景還不是很真切現實，但可以看出人士已經開始關注乃至欣賞這種生活了。白行簡的《李娃傳》也與之類似，但由於明顯出自民間傳說，故而市井風俗意味更濃一些，如兩家殯葬鋪鬥勝的情節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