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應麟的欣賞方式與眼光在明代不是絕無僅有的個別現象。公安派的袁中道在《遊居柿錄》中提到有一次他和董其昌談論小說時，董其昌說《金瓶梅》“極佳”。以董其昌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地位以及他的藝術眼光，而將一部充滿粗鄙的色情描寫的小說稱譽為“極佳”，這確實有點不同尋常。袁宏道在給董其昌的信中，更高度稱讚《金瓶梅》“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這些文人決不缺乏藝術素養，當然也不是在這裏信口雌黃故作驚人之語。他們讀通俗小說有自己獨到的眼光，能夠從小說中發掘出高品位的藝術內蘊來。他們與胡應麟不同，不是以居高臨下的俯就態度來以雅賞俗，觀察通俗的敘事藝術；而是把它們視為藝術發展的新現象，予以高度的評價，也就是以俗為雅。後來，金聖歎更從理論的高度肯定了通俗敘事藝術的地位。他在為《水滸傳》寫的序中稱：“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把一部通俗小說置於一切文章之上，的確是個驚世駭俗的觀點。他這樣抬高小說的地位，並不是要把藝術趣味和批評標準降低到通俗藝術的水準；恰恰相反，他是要把通俗敘事藝術從趣味和理論上提高到經典藝術的水平上來：
舊時《水滸傳》，販夫皂隸都看；此本雖不曾增減一字，卻是與小人沒分之書，必要真正有錦繡心腸者，方解說道好。
白話小說、戲曲之類的敘事作品本來是“販夫皂隸都看”的通俗藝術，金聖歎卻通過自己的分析評點而提出了高層次的藝術要求，從而使這門藝術在理論觀念和評價標準方麵上升到了可與《莊子》、《史記》等最高水準的經典藝術品並列的高度。
金聖歎對近古敘事觀念的發展所作的貢獻不僅僅是鼓吹敘事藝術的地位和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通過係統的敘事理論建設促進了敘事藝術的經典化過程。他在《水滸傳》和《西廂記》評點中提出的人物性格理論和敘事結構（“文法”）理論對於建立中國特有的評點式敘事批評觀念與批評操作方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而曆來為人們所重視。但人們往往忽視了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麵是他對敘事作品深層意蘊的分析研究。他在評點中往往隨機生發宇宙人生之概，使作品的意義得以在更深層次上展現。如：
隻是順手從楔子寫來，卻將從來國步升降，天運循環，一筆提盡，使讀者便有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之痛也。
……何據而忽然謂有瓦官，何據而忽然又謂燒盡，顛倒畢竟虛空，山河不又如夢耶？
水滸之始也，始於石碣；水滸之終也，終於石碣。石碣之為言一定之數，固也……阮氏之言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盡乎言矣……
今夫一切世間太虛空中，本無有事，而忽然有之。如方春，本無有葉與花，而忽然有葉與花。曰生。既而一切世間妄想顛倒，有若幹事，而忽然還無。如殘春花落，即掃花；窮秋落葉，即掃葉。曰掃……
諸如此類的評點雖然不一定都合乎原意，而且在今人看來也未必都是真理，但確乎使得敘事作品的閱讀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厚哲理意味，使之可以在深度上與傳統的經典作品並駕齊驅。金聖歎之後的批評家深受其影響，如張竹坡在《金瓶梅》評點中所說的“《金瓶梅》是一部《史記》”，脂硯齋評點《紅樓夢》時所說的“作者具菩提心，提筆現身說法”等等，都可以看出金聖歎注重從作品的哲理意蘊深度分析批評的做法所給予的影響。
清人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中說：“金人瑞批《水滸》、《西廂》，靈心妙舌，開後人無限眼界，無限文心。故雖小說、院本，至今不廢。”他把通俗敘事藝術發展的功勞全記在金聖歎的帳上肯定是有些過火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近古敘事藝術的發展成熟並成為最有影響、最重要的文藝形式，原因不僅在於創作本身的發展，而且在於敘事觀念的發展演變，而其中金聖歎的理論肯定是功不可沒的。
§§第一章：通俗敘事藝術與市民文化的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