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舉一個比較重要的平話——《三國誌平話》為例，這篇平話的基本內容是來自陳壽的曆史著作《三國誌》，當然進行了語言方麵的通俗化的加工，並對內容作了增刪，特別是增加了許多傳奇性的情節。然而，這些加工工作還不足以使一部講史平話與曆史著作從本質上區分開來，充其量隻能說是把曆史變得通俗化了。但重要的是，在這種加工工作中，滲入了一種不同於曆史著作寫作的新的觀念。《三國誌》的內容應當說已經具有了相當生動的故事性，但它的紀傳體格式使得敘事內容被打亂分割成碎片，因此無法形成完整的史詩規模的敘事情節；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中的三國史實則已組織成了係統的故事。盡管如此，作為曆史著作的《通鑒紀事本末》中的三國故事與講史平話中的三國故事在根本的敘事觀念上就有著重要的差別。在《通鑒紀事本末》中，三國故事的內容大體上是從第八卷的《宦官亡漢》開始，到第十一卷的《魏滅蜀》或《晉滅吳》為止。這正是《全相三國誌平話》乃至後來的《三國演義》所敘述的整個三國故事的輪廓。《通鑒紀事本末》是怎樣解釋這一整係列曆史故事的呢？我們先看看故事的開頭：
漢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
這裏所講的宦官議政的事，正是後來由宦官專權而導致天下大亂乃至三國鼎立的濫觴。因此，這段史實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三國故事的開端。然而從另一方麵來看，這個“宦官亡漢”的故事又不能算作真正的開端。就在上麵所引的《通鑒紀事本末》中那段話的“遂與定議誅憲”後麵有一行小字夾注說：“事見《竇氏專恣》”。這就是說，“宦官亡漢”既是三國故事的開端，也是該書中此前第六卷記載的“竇氏專恣”一事的後果。而在這部書的第十一卷中《魏滅蜀》一章的結尾有這樣一段話：
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為郎中。
這段對話是在魏滅蜀之後、可以說也差不多是在三國故事結束後發生的。這段話的意義在於，它把三國故事與三國以後的曆史聯係了起來。事實上，書中第十一卷從《魏滅蜀》之後，接下來《淮南三叛》、《司馬氏篡魏》、《晉滅吳》、《羌胡之叛》、《陳敏之叛》直到第十二卷的《西晉之亂》，這一係列敘述中沒有任何中斷的痕跡，便從三國故事引到後麵的曆史敘述。
總之，從《通鑒紀事本末》中所敘述的三國故事來看，在曆史著作中的敘事，無論是小小的片斷還是一個長長的係列，不管故事本身寫得怎樣精彩，從觀念上來講都從屬於整個曆史過程而不是一個獨立的故事。我們再來看看作為敘事藝術的曆史故事《全相三國誌平話》，盡管從講述的內容以及敘事寫作的藝術來講還是很粗淺的，但在敘事觀念上已有了與曆史著作不同的特點。平話的開端是這樣的：
江東吳土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來報高祖斬首冤。
昔日南陽鄧州白水村劉秀，字文叔，帝號為漢光武皇帝……光武帝急令：“傳寡人聖旨，來日是三月三日清明節，假黃榜，寡人共黎民一處賞花。”
至次日，百姓都在禦園內賞花，各占亭館。忽有一書生，白襴角帶，紗帽烏靴；左手攜酒一壺，右手將著瓦缽一副，背著琴劍書箱，來禦園中遊賞……這秀才姓甚名誰？複姓司馬，字仲相……
這是加在故事正文前麵的楔子，講的是漢光武帝時一名叫司馬仲相的書生為陰司斷獄的故事。故事中將漢高祖和他所殺害的功臣投胎到漢末轉世為三國時人，以償報漢高祖殺害功臣的罪衍。這段故事另出現在馮夢龍編的《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鬧陰司司馬貌斷獄”中，不過書生的名字改成了司馬貌（字重湘，與“仲相”同音），斷獄的時間也由光武帝時改到了靈帝時。與《喻世明言》相比，《三國誌平話》中的書生斷獄故事要稚拙得多，開始沒頭沒腦，結尾不明不白，而且與後麵開講的漢靈帝時期的故事之間有一大段時間的空缺。盡管如此，這段楔子仍具有很重要的意義。由於這段故事與後麵的正文在時間和情節關係上都不相連屬，它變成了三國故事前麵的一個帽子，把三國故事與三國之前的曆史分割了開來。在陳壽的《三國誌》中，三國故事是此前曆史的延伸；而在《三國誌平話》中，三國故事是一個荒誕不經的輪回報應過程的展開，它的開端不是在時空關係上直接相關的前一段曆史中，而是在遙遠的過去，在一個不相幹的小人物身上。《三國誌平話》的結尾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