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5年（康熙四年）的8月，京城發生了一點小小的人事變動，將一個叫作楊光先的不懂數算，不通星象的官員，調任欽天監正。當然，對偌大帝國而言，在其統治機器中，有若幹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是不會影響運轉的。但是，他謀到這個職位，卻是由於此人非常之“陰損”，害死了幾十口人，才當上大清王朝國家天文台的台長，而且，一當就是四年。
由於他壓根不懂曆法，哪月當閏，哪日當食，都是一筆糊塗賬，老百姓也就隨著他，過起四時八節都不準確的懵懂日子。這是發生在大清帝國康熙四年至八年的笑話，反正地球也不會因為這位天文台長狗屎而不轉，老百姓也不因為該食，不食，不該食，天狗把月亮吃了而睡不著覺。中國人在這方麵，特別具有修養，耐心地等他玩兒不轉的時候自動下台，很少把不稱職的官僚給轟下去的。
“損”是北京方言，意同“缺德”。“損”，加上“陰”，比“缺德”，似乎更壞一點。楊光先此人，不學無術，一無所長，本事有限，但“陰損”，卻是強項。精通整人之道。在使別人倒黴，給別人製造不幸方麵，稱得上是行家裏手。據《清史稿》：“國初，命湯若望治曆，用新法頒《時憲曆》，書麵題‘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書，謂非所宜用，既又論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為閏七月，上所謂摘謬辟邪諸論，攻湯若望甚力。”
楊光先就是這樣一個自封的道德警察，一個以捍衛道統自任的偽君子。他深諳黃鼠狼單撿病雞咬的道理，一隻病雞，也就是失去抵抗能力的雞，而一隻失去抵抗能力的雞，也是不用費力就可能咬住並咬死的雞。在15世紀的中國人心目中，一個黃頭發、藍眼珠的外國佬，被視作異端，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而這個外國佬，引進的伽利略天文學理論，改了中國老祖宗的曆法，被視作邪說，也是不必奇怪的事。這位來自日耳曼的科隆人湯若望（Schall von Bell， Adam），恰恰是隻毫無疑義的病雞，不咬這隻異端邪說的外國雞，還咬誰？
黃鼬咬住一隻病雞的時候，決不假道學，假正義，目的就為果腹。而整人為業如楊光先者，通常不會承認自己是一隻尖牙利齒的黃鼬，而總是要豎起堅持什麼，捍衛什麼的大旗，振振有詞地來咬你。所以，他著《摘謬論》和《辟邪論》兩書，高調與棍棒齊下，批判和揭發同舉，攻擊湯若望。但是，他白忙活了，背後沒有強勢力量的支持，跳嚷半天，無人響應，因此，隻好草草收場。
不過，這小子陰損得很，暫時收兵，並不罷休，等待機會，東山再起。
平心而論，那位懷著宗教熱忱的日耳曼人，背井離鄉，不遠萬裏，1622年（明崇禎二年），來到中國，傳教的同時，帶來西方文明，某種程度上起到科學啟蒙的作用，應該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如果明代的政治不那麼腐敗，官吏不是那麼貪黜，李自成、張獻忠不被逼得起來造反，從15世紀就趕上西方世界進入工業文明社會的主流，也許中國早就是發達國家了。
作為耶穌教傳教士的湯若望，來到京城，很快與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如徐光啟，如方以智，成為朋友。“崇禎初日食失驗，光啟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曆久必差，宜及時修正。莊烈帝用其議，設局修改曆法。光啟為監督，湯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清史稿》）崇禎於是任用這個外國人，來當中國天文台的主管曆法的官吏。讀史至此，真是為明朝這位末代皇帝喝彩。如此胸懷，如此氣度，比之今天那些對改革開放仍在搖頭不已的人，不知高明多少倍。
順治給朱由檢立碑時評論道：“凡末世亡國之君，覆車之轍，崇禎帝並無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認為他不是一個很糟糕的皇帝，因為明代中後期，是一個極其封閉內向的封建社會，執行鎖國政策，“一板不許下海”，中國是從那時開始，一蹶不振的。然而，崇禎重視湯若望的西人曆法，改造傳統的大統曆，比現在那些聞夷，聞洋，聞西方，聞外國則倏然色變者，有這份擇善而從的既清醒又開明的心態，難能可貴。
據後來揭發楊光先的材料，說他“在故明時以無籍建言，希圖幸進，曾經廷杖，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棍徒也”。何謂“棍徒”？就是有事沒事，逮誰就咬誰一口的市井混混之流。但是，在明朝為千戶長的楊光先，看到崇禎皇帝拍板用這個湯若望，他當然不敢張嘴呲牙了。等到清人入關，他認為時機到了，誰知滿族統治者既沒有漢族那種因循守舊的習氣，也沒有祖宗之法的束縛。多爾袞甚至會想：你崇禎帝設局令一個老外來修改曆法，俺攝政王幹嘛要承襲你們漢族的華夷畛域的界限？好，他索性提拔湯若望為欽天監第一把手，並將湯所製定的西式曆法，命名為《時憲曆》，頒布實行。給湯若望加官晉爵，“由太仆寺卿改太常寺卿”。“順治十年，賜號通玄教師”，“旋又加通政使，進秩正一品”（《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