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龔自珍和顧太清的這段“丁香花公案”的愛情故事，因為涉及到詩人最後的暴卒，清末民初，也曾沸沸揚揚地熱鬧了好一陣。
既有曾樸的《孽海花》，冒鶴亭的《太清遺事詩》，言之鑿鑿；也有孟森的《心史叢刊/丁香花》，蘇雪林的《丁香花疑案再辨》，矢口否定；更有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認為：“定庵出都，（因主禁鴉片）得罪穆彰阿，外傳顧太清事，非實也。”別證其無。
但我寧肯相信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所說到的，“故豔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儇薄語。”龔自珍“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據此論點，觀堂先生對男女情愛的正經，古板，道學，迂腐，姑置勿論。但他認為龔詩所寫，並非向壁虛構，這個學者的斷言，是值得采信的。
龔自珍在禮部祀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官微職閑，備受排擠，後來，能夠到奕繪的宗人府，謀得一份俸祿，若無強有力的奧援，是很難獲此美差的。她的丈夫，龔自珍當差的宗人府長官，乾隆曾孫貝勒爺奕繪，倒也是個禮賢下士的上司，而且還是一位能夠與妻子唱和的詩人。他很愛這個其實有著漢族血統的江南才女，為了能和她結婚，還不得不設法為她改隸旗籍。
而詩人龔自珍終於得以走進太平湖畔的貝勒府，誰能說不是顧太清為其杭州同鄉，對丈夫施加影響的結果呢？這位有著滿洲和蒙古習俗的野性，又得到江南水土潤養的女人，有其柔美溫雅的一麵，也有其奔放熱烈的一麵，她能毫無顧忌地說項，不怕風險地引薦，除了鍾情，除了愛戀，找不到別的什麼解釋。於是，她對於這位有可能因公因私，從此出入府中的龔自珍，他的浪漫，他的情感，他的文學魅力，以及那種“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的放蕩色彩，不為所動，也是不可能的。
從太清春的《落花集》、《漁歌》等詩詞作品來看，她其實是既懂得情，更懂得愛的一個極風流、極嫵媚的女人。然而，1838年（道光十八年），當貝勒奕繪的官銜被革職，世襲被褫奪，在抑鬱中去世以後，作為嫠婦的顧太清，在家庭中便一落千丈，何況奕繪的正室，和繼承人合謀起來，要將她和他置之死地，而仍沉迷在姑且認為是柏拉圖式愛情中的詩人，竟渾然不覺，還在為她寫“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表白自己的不渝之情。
即使，龔自珍比離他家不遠憫忠寺內的海棠花，還要純淨，顧太清比離貝勒府不遠太平湖畔的丁香花，還要明潔，他們這種無瑕的感情，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他愛上了一個不該愛的非其族類的女人，她戀上了一個絕對被視作異端的叛逆男人，這種近乎十惡不赦的對傳統，對體製的挑戰，必然是要斬盡殺絕的。
龔自珍一生，其實主要隻做了三件事：
一、賭命運；
二、賭愛情；
三、賭文學。
然而，上帝從來不會給人百分之百的，結果，文學上獲得極大成功，命運上遭遇完全敗北，愛情上更是交待出去他的生命。
其實，封建社會的專製製度，之所以萬世不墜，就在於對待異端分子的高度一致上，如龔自珍，如顧太春，哪怕隻是表現出一點點相異的觀點，一點點不同的做法，一點點反對的態度，一點點抵抗的念頭，等著吧！這部國家機器，上至最高統治者，下至最低的衙役皂隸，刀兵棍徒，保甲裏正，巡丁邏卒，傾巢出動，全力以赴，悉心從事，上下一致，除惡務盡，必幹淨徹底而後止。因此，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比他失敗得更慘的文人。
他的喜賭常輸，雖輸猶賭的惡習，很像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詩歌領域的開創意義，不亞於英國的拜倫、雪萊；他與貴婦人的風流韻事，與風塵女子的狹邪冶遊，法國的大仲馬、巴爾紮克之輩，根本望塵莫及。至於他那些披肝瀝膽，喚醒國士的警世之作，堪與雨果作品對於法國，馬雅柯夫斯基對於俄國，在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可相媲美。甚至他最後不知是鴆酒暴斃，還是梟首而終，與普希金、萊蒙托夫決鬥飲彈，不治身亡，雖同屬別開生麵之死，但他死得更為蹊蹺。
1839年至1841年（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是他創作的高產期。生命之燭燃點到最後，爆發出璀璨的光華，他以幾乎日寫一首七絕的進度寫成的這部《己亥雜詩》，達到了他一生成就的最高峰。
然而，他的人生賭博的命運，終於也到了終點。
他的一生，極其短促，隻活了四十九歲，就被追殺他的人下毒鴆死了。按照中國文人越活越縮水，越回旋，越活越糊塗，越顛倒，甚至活到最後，越混賬，越萬人嫌的常規，我懷疑，龔自珍活到七老八十，還有思如泉湧的才華？還有目空一切的豪邁？還有指斥海內的勇氣？還有匡時救世的雄心？
我也不敢揣測。因此，他的短命，固屬不幸，但他的形象，卻在後人的記憶裏留下了完美。
這一點，值得還活著卻不怎麼檢點的文人，引以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