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說過：“一切發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發展隻有在死亡時才結束。”因此，看待一個曆史進程，就必須承認這種循序漸進的完善，因此，也就不能不承認任何發展，存在著不完善的客觀必然性。認識到這一點，當時過境遷以後，便能多少獲得從容和冷靜。
經過半個世紀歲月的沉澱，從1949年開始的中國新文學，確實從初始的幼稚、淺薄、浮躁、狂熱的生澀期，進入到沉靜、理智、求實、穩健的成熟期。正如人的成長過程，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那樣，能夠以尊重曆史的態度，講究辯證法的精神，來回顧這條我們走過來的文學道路。
於是，能夠坐定下來，寫一部更真實的，更完整的文學史，總結這五十年來正麵和反麵的教訓。或者，將以前的文學史中那些屬於政治需要的泡沫文學，屬於假大空的躁狂文學，屬於一過性的應時文學，屬於催熟起來的翻身文學，回歸其本來不屬於文學的位置。或者，將以前文學史中那些故意抹煞，惡意批判，一棍子打死，從此銷聲匿跡的文人及其作品，重新予以認識，給予評價，使其回到文學史的章節中來。
於是，那些論理應該忘記，但又不能完全忘記，已經埋沒得太久，疏遠得太久的故人舊事，那些名字，那些形影，便一一浮出水麵。隻是可惜，桃花依舊，人麵何處，就不能不令人悵惘。
我不知道蕭也牧這個名字，現在還有多少人記得起？
他可以說是全國解放以後，第一位因作品受到批判的作家。假如這也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的話，我想他可以享受這樣的“光榮”。對部分作家和作品的所謂批判，其實早已有之，如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在病院中》，都是當年整風時期榜上有名的。
但新中國成立以後，蕭也牧卻是第一個被點名批判的。
如果說，杜甫寫諸葛武侯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詩句，是對未能施展抱負和才華的人的一種發自內心的惋惜。那麼用之於蕭也牧，當無不可，這顆過早殞落的流星，真使我們歎息不已。如果不是命途多舛，蹭蹬半生，按他所展現出來的創作實力判斷，絕對有可能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至少不弱於，或者略勝於那些來自解放區的作家同輩，則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他像春天飛來的第一隻燕子，才帶來一絲不穩定的春色，便遇到了新中國成立後首次文藝整風的疾風暴雨。於是，他還未來得及寫出錦心繡口的文字，那“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的落英繽紛，狼藉凋零的局麵，便將他的才華徹底埋葬了。
從那時起，這也是階級鬥爭的必然，中國作家的命運，便係於作品的命運。常常因為作品的被批判，作家也就跟著一敗塗地，蕭也牧的文學生命力，尤其脆弱，簡直不堪一擊，一棍子打下去，再也直不起腰來。
也許，這是曆史發展的辯證法，總得有人付出代價，讓後來人獲得教訓。像我，當時隻能算是一個文學青年，初試筆鋒，不也搭上20世紀50年代的“右派”末班車，從此碧落黃泉了嗎！但幸運的是劫後餘生，我們趕上了“文革”以後的新時期文學，而蕭也牧沒能熬過十年浩劫，便是永遠的沉沒。
1999年，新中國成立五十周年之際，我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編選一部《中國短篇小說五十年集》的時候，回顧半個世紀來林林總總的創作，老實說，在審視共和國成立初期的那些公式化、概念化、標語口號、圖解政治之作，屢屢被那些不忍卒讀的小說，攪得昏頭漲腦之際，蕭也牧發表在1950年1月號《人民文學》雜誌上的《我們夫婦之間》，不能不說是一篇出類拔萃的佼佼之作。
即使五十年後讀來，那種溫馨的情調，細膩的筆觸，內心的探求，人性的描繪，還是令人怦然心動的。在那裏，我們讀的是人，而不是荷載革命的符號。
我回憶起五十年前翻開這期刊物的體會，那時我是一個文學青年，對解放區文學，如同看那四個吊兜土布軍服的來自解放區的幹部一樣，渾身上下，隻有一種色彩，那就是革命。但是閱讀經驗告訴我，這篇跳出解放區文學模式的作品，與我們以前所讀過的外國文學的經典著作，中國文學的優秀作品，在審美意義上有更多的共同點，接軌處，不禁頗感意外了。初讀時，真有如見故人般地親切，這篇作品給愛好文學的我們，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信號，小說是可以這樣寫，也應該這樣寫。
我想，如果那時的讀者，作家，評論家，和文藝界領導，有今天的這一份寬容精神，沿續著這種大家熟知文學道路發展變化下去；當然，革命的，來自解放區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實驗，也並行不悖地堅持下來，相互促進，共同提高，經五十年的努力，中國文學的現狀也許更令人鼓舞，不會出現十年“文革”期間，全中國隻有一個作家的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的大笑柄。
然而，蕭也牧像鄰居家一隻啼鳴得太早的雄雞，不適時的行為，在一個比賽著誰比誰更左的階級鬥爭的氛圍下，肯定不會帶來什麼好運的。當時對蕭也牧發起第一次批判的“積極分子”，主要是和他擁有同樣革命身份的，同樣來自解放區的一些作家和評論家。
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許這篇在他們筆下，已經寫不出來，或者根本也寫不了，便斷定為離經叛道的小說，偏偏受到更多的青年讀者的欣賞，好評如潮，不脛而走，使他們難以接受，說不定益發激怒了他們。但是，選擇這篇已經距發表時間一年有半的作品，重新拿出來大張撻伐，進行批判，人們顯然難以理解，如果是一篇果然如此成問題的小說，在過去的十五個月裏，聲嚴色厲的批判者都幹什麼去了？
很清楚，當1951年的5月，文化界發動了那場批判電影《武訓傳》的運動，給那些長有異常靈敏政治嗅覺鼻子的人提供了一個可以發動攻擊，從而得以邀功討寵的機遇。蕭也牧被當作犧牲品，送上批判的祭壇，絕不是偶然的。不過，我猜想，運籌帷幄的毛澤東在運動初期，蕭也牧的這篇作品，並未納入他的視野。他對小說作品的寬容度，要比康生，要比當時執掌文藝界的領導，顯得從容不迫些。最好的例子，就是後來到了1957年對《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批判，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不認為是大毒草，也不主張給王蒙劃為右派。
運動剛剛開始，最高決策者自有他鬥爭的戰略部署，其批判的針對性很明確，是思想界、學術界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人民日報》社論所指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像蕭也牧這類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小說，離反動尚遠，並不在批判的範疇之內。但是，“積極分子”們所表現出來的特別高昂的鬥爭熱情，終於引起最高領導層的關注，對文藝界的批判，便由邊緣地位推到了運動的中心位置。首當其衝的主角，是蕭也牧，隨後，全麵鋪開，引發了一場對諸多作家和作品展開批判的運動。
第一個吹響批判大進軍號角者，是《人民日報》刊登關於《武訓傳》的社論兩旬以後，即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報》的“人民文學”副刊上，發表了陳湧的《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正式對蕭也牧的創作傾向進行點名的直接批判。批評了作者進城以後寫的《我們夫婦之間》、《海河邊上》，認為是“依據小資產階級觀點、趣味來觀察生活，表現生活”。
按照曆來政治運動的規律，批判對象確定以後，那些更多的慶幸自己未成為批判對象的人，便要努力做積極分子。在知識分子群中，麵臨這種隻有咬人才能自保的嚴峻時刻，有人說違心的話，有人做違心的事，便不足為奇了。而且，很快就能找到路線鬥爭，大是大非，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反對自由主義、溫情主義、小資產階級感情的革命邏輯，而心安理得，而繼續咬人。所以，如火如荼的批判，急風暴雨的鬥爭，像舞台一樣，提供給參與者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個別知識分子的兩麵性，投機性，庸人哲學，苟且主義，形成的某種人性上的扭曲和畸裂，以致窮凶極惡，也是曆次政治運動不斷擴大化，殃及無辜，製造冤假錯案，產生許多悲劇的根本原因。
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馮雪峰，為什麼會在稍後幾天的《文藝報》上，發表化名為“讀者李定中”的《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那篇文章。光題目的兩個“反對”，那棒喝的口氣就夠嚇人的。仿佛可以想象此公舉著胳膊在批鬥會上，聲嘶力竭地喊口號的神氣，真是不可理喻。至於嗎？具有相當文學水平的馮雪峰，會不懂得，隻不過一篇小說嘛！但“嚴厲批評和火爆熱辣的意見，引起文壇震動”。同時，反過來對陳湧的批判文章，進行再批判，指責他的批判為“軟弱無力”，這也是政治運動中常常出現的怪圈，“左”會遇上更“左”，更“左”會遇上極“左”，最後就隻能以“左”得喪失理智，不可收拾而告終。
現在，已弄不清楚馮雪峰雷霆萬鈞似的化名出擊，是他覺得這樣的違心之言，與他這個名字連在一起，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呢？還是他認為自己“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黨內身份，對蕭也牧的威懾力過於強烈，而使他經受不住呢？相隔五十年後來看，這位文學前輩的隱身法，真是不敢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