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文學之爭，有多少究竟純屬於文學性質的論爭，是大有疑問的。歸根結底，無非兩者，名的升沉，利之多寡而已。在名上，升者怕沉，沉者要升，升者要長升，就得使別人老沉，沉者要上升，就得使升者往下沉；在利上，多者總嫌少，少者不怕多，多者想多，必須使別人少分一杯羹，少者要多起來，必須要不擇手段將嘴伸到別人的碗裏。大概這是一個永恒的角力態勢。
所以，日子過得很快活的謝榛，心靈深處卻豁達不起來，因為，李攀龍認為這個獨眼龍擋他的道，弄一些抬轎子，吹喇叭者，圈子裏造空氣，圈子外放風聲，弄得謝榛很鬱悶。於是，一摔袖子，我惹不起，還躲不起麼？後來，他客死大名。在一個沒有真正對手的競爭中，李攀龍終於如願以償，登上龍頭老大的位置。不過，《明史》不怎麼肯定他：“其為詩，務以聲調勝，所擬樂府，或更數字為己作，文則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因此，文學史上視他為明代偽古文潮流中的李夢陽第二，這就更不是什麼正麵的評價了。
上帝也不怎麼支持這位擠兌別人而得意的詩人，很快使其離開這個世界。他想不到，剩下來的王世貞，獨領風騷。“攀龍歿，（王世貞）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如果，李攀龍不死，還把持著詩壇，王世貞也斷不了要跟他掐的。
李攀龍在寫這首詩的時候，他與謝榛還能談得來，尚可以坐在一起喝酒吟詩。世家子弟王世貞，自然也是相當會湊趣的人物。如果，仔細品味詩中的語氣，李的口氣中有一點酸味，或許就埋伏了將來絕交的征兆。
“李攀龍、王世貞輩結詩社，榛為長，攀龍次之。及攀龍名大熾，榛與論生平，頗相鐫責。”（《明史》）無論這三位詩人，友好的時候，親密無間，好到恨不能同穿一條褲子，分手的時候，互為仇讎，恨到不咬一口就死不瞑目的程度。也無論這三位詩人，怎麼扛過文壇的大鼎，怎麼“片言褒賞，聲價驟起”地對文壇起到影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在文學史上，也隻能是屬於一筆帶過的人物，這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麵，是很令今日興致勃勃者氣冷的。那些自認為主導潮流，氣橫宇內者，那些自以為文學領先，已經不朽者，其實隻是過眼煙雲罷了。
隨行就市的時值，文學史是不會認賬的，因為文學史不可能無限製地裝進去隻具有相對時值的作家和作品。時愈遠，值愈低，現在，除了研究明代詩的專家學者，還有誰去關注“前七子”，或“後七子”呢？甚至在當時很有名，超過王世貞和李攀龍的謝榛，一直到明末清初，這位獨眼龍詩人，仍不斷受到評家稱譽。陳子龍評曰：“茂秦沈煉雄偉，法度森嚴，真節製之師也”；錢謙益評曰：“茂秦今體工力深厚，句響而字穩，七子五子皆不及也”；沈德潛評曰：“四溟五言近體，句烹字煉，氣逸調高，七子中故推獨步”。但文學的淘汰，說來也真是無情，如今，即使如謝榛者，幾乎不大為普通讀者所知悉。而李攀龍，而王世貞，甚至還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就被人疵議了。
所以，袁弘道對王世貞、李攀龍的清算，最為徹底：
唐自有詩，而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亦皆有詩，而不必盛唐也。歐蘇陳黃，亦乃有詩，而不必唐人也。唐人之詩，無論工與不工，取而讀之，其色鮮妍，今人之詩雖工，拾人餖飣，才離筆硯，已成陳腐，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摹擬，所由來者異乎？
中郎之論一出，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性靈，以滌除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曆朝詩選》）在這個舞文弄墨的圈子裏的男女老少，無論是暴得大名者，浪得虛名者，或者隻不過是徒有其名者，甚至還包括那些躲在陰暗角落裏，東放一屁，西嚼一蛆，搞點小聳動，冀獲微名者，對淡淡的旁觀者來說，即使不從文學史的角度衡量，這班貨色，充其量，秋風落葉，總是要隨風而逝的。
文學，終究是文學；文學以外的東西，終究是文學以外的東西。想到這裏，也就頓覺豁達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