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賭博須有賭具、賭場和賭徒方能進行，清政府的禁賭主要從這三方麵進行。同時，官員和旗人是清王朝的政權基礎，所以對他們賭博的處治也更為嚴厲。
一、賭具之禁。清統治者認為：“若不嚴禁賭具，究不能除賭博之源”，“欲杜此惡習，則賭具之禁，自不可不嚴。”因此，凡為首造賣賭具如骰子、紙牌、骨牌等者，發配邊衛永遠充軍，為從者亦要視其情況杖一百流放三千裏或處三年徒刑；藏匿不銷毀者也要發配邊衛永遠充軍。至於旗人，雍正時規定一律處以絞監候，即絞刑，待秋後處決。乾隆時稍微放寬一些，但至少也要發配邊遠之地充軍。
二、賭場之禁。雍正時規定，凡開賭抽頭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裏。對於旗人開設賭場，康熙、雍正時均處以絞監候。乾隆時則規定：初犯者發配極邊遠地區充軍，再犯就絞監候。同時，賭場房屋一律沒收充公，試圖從根本上解決賭場的問題。
三、賭徒之禁。清代《大清刑律》中對賭徒處治的條款基本沿襲明律，凡賭博且有其他劣跡者，處杖八十枷號兩月；無劣跡者杖八十枷號一月。賭場錢物充公。而無論滿漢官員賭博，都罪加一等，一律革職為民，永遠不準再入仕途。
嚴刑峻法雖然頒布全國，但主管官員如何執行則是關鍵問題。清朝統治者也深知此理。鑒於以往曆代禁而不止、有法不依而賭風日趨熾盛的曆史教訓，清代法律特別強調主管官員應負職責，並對之有獎懲的具體措施，防止“走過場”。
1.凡下屬官員賭博，均逐級追查其直接主管上司的責任，如：縣屬職官，責之知縣；府屬職官，責之知府。以此類推。倘若明知下屬賭博而不揭發處理者，降官三級，失察者也要降官一級，罰薪俸一年。
2.凡拿獲賭徒及賭具，其製造賭具之家出於某縣，即將該縣知縣革職、該府知府革職留任、該省督撫司道等主要官員降一級留任。反之，如知縣能查獲並懲治賭具製造犯，知縣加官二級、知府加一級、督撫司道等省官記錄二次，以資獎勵。雍正皇帝還專門發布上述命令，規定要永著為例，世代遵守。
3.凡官員能查獲賭博，所獲銀錢財物，全部作為賞金給與拿獲之人，以刺激官員查辦的積極性。
另外，為了發動民眾舉報賭案，清王朝在對告發者進行獎勵的同時，對知情不報者亦給予重處。凡旁人舉報者，將所獲賭場錢物一半給舉報者充賞；賭徒自己自首者，免罪，並退還所輸錢物；地方保甲長和鄰居知而不報者，杖一百，如收受賭徒和賭具製造者的財物，則從重處杖一百，徒刑三年。同時，清王朝還特別對親屬告發予以鼓勵和寬大，“如同居之父兄伯叔據實出首，本犯亦準免罪”。
由於清王朝的上述嚴密的措施，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之朝特別重視禁賭，所以取得了較大成效，據史載，康熙時經嚴禁嚴懲賭博，“由是鬥狠酗博之莠民屏息而不敢出”；雍正時對賭博“嚴申糾禁”、“日夜捕緝”，在他執政的十三年中，出現了“賭博及造賭具者漸已改業而家室以安”這一少有景象。
然而，自乾隆以後，由於政治、經濟和社會風俗的日漸紊亂衰敗，特別是統治者對禁賭不再像其先王那樣重視，賭風又逐漸開始蔓延。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社會風氣更加敗壞，加之西方的賭博如賽馬、撲克、彩票等乘機來華，清政府從鹹豐十年（1860）起開始允許闈姓賭博並從中抽稅，到光緒十年（1884）廣東官方將賭博合法化，這樣，遍及全國各地各階層的賭博更是暢通無阻地泛濫成災了。
從本質上講，在封建社會中要想完全禁絕賭博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與私有製和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但是，作為封建國家來講，禁與不禁、嚴禁與弛禁、真禁與假禁，其效果大不一樣。上述中國曆代特別是清代的曆史教訓就說明了這個簡單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