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一方麵城市經濟迅速發展，社會生活豐富多彩，賭博隨之興盛；另一方麵由於中央集權的加強，禁賭的規定亦更加嚴厲。在《宋刑統》中，懲治賭博的條文雖與《唐律疏義》完全一樣，但與法律有同樣效力的皇帝詔令，則對賭博處罰極嚴。宋太宗淳化二年二月詔開封府：嚴捕賭博之人，犯者斬；窩藏者及提供賭博場所者同罪（《宋會要輯稿·刑法》）。此雖臨時之製，以後仍以律文為準，但亂世用重刑，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對於軍人犯賭，輕則判刑二年，重則處斬。（《宋會要輯稿·刑法》）至於士人（包括官員）賭博，除按律被處以杖刑或徒刑外，還不許參加科舉考試，不許重入仕途。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士人蕭玄之考中進士，榮登龍門，這時有人向皇帝告發，說蕭玄之本名蕭琉，曾因犯賭博罪被處以杖刑，改名赴舉登第。真宗命人查實後，取消了他的進士，並罰銅四十斤，遣送回家。（《山堂考索》）
宋代統治者在嚴厲禁賭的同時，針對當時全國民眾都沉迷於“撲賣”（一種以擲錢定輸贏來進行貨物的買賣的遊戲）的實際情況，在不危及社會治安的情況下，規定每年元旦、寒食、冬至，開封府準許士庶“關撲”（即撲賣）三日。到南宋時期，政府更放寬了限製，大多數節假日均可關撲。
興起於北方草原的女真族，在建立金朝、控製了東北、華北地區後，也逐漸染上了奢侈和賭博的惡習，對此，金世宗完顏雍曾下令禁斷雙陸賭博。金代刑律中關於百姓犯賭博罪的處罰與宋代基本相同，但對官員賭博又另有規定，據《金史·刑法誌》載：品官賭博，贓不滿五十貫者按律杖一百，初犯者可以錢贖罪，再犯者即實杖，不準折贖。對此，皇帝這樣解釋：“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為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
元初，忽必烈皇帝勵精圖治，大力整肅風紀，嚴懲包括賭博在內的各種奸猾行為，至元十二年下詔：禁民間賭博，犯者流放荒無人煙的大戈壁。元朝的法律是《至元新格》，其中關於賭博的法令比宋代更詳細：凡賭博錢物者，杖七十七，錢物沒收充公；開賭場者同罪。官員賭博者，一律罷免現職，一年之後才能任低級隨員，永遠不可能在仕途上飛黃騰達。此外，被拿獲的參賭官員還須交鈔銀一百兩與告發人充賞。凡再次賭博者，加徒刑一年。至於主管官員，對賭博犯應捕故縱則要被處以“笞四十七”的處罰；如收受賭博犯給予的財物，將按賭博罪論處（《元典章·刑部》）。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低賤，對社會惡習非常了解而且十分痛恨。他建立明王朝後，一方麵積極恢複經濟、安定人民生活，一方麵以嚴刑峻法懲治奢侈奸猾遊惰之徒。據周漫士《金陵瑣事》記載：“明太祖造逍遙樓，見人博弈者、養禽鳥者、遊手遊食者，拘於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這種懲治，在古今中外可謂絕無僅有。洪武二十二年又下詔：凡賭博者斬斷手腕。沒有手，看你如何賭博。這與伊斯蘭國家凡偷盜者斷手的處置一樣。朱元璋之子明成祖朱棣秉承父誌，於上台的當年下詔，將賭博犯按重罪處治。英宗正統年間，鑒於賭博重新泛濫，大興縣知縣馬通向皇帝上表治賭，他提出一個嚴厲而有趣的懲治辦法：凡賭博者，一律判處運糧到邊疆哨卡的懲罰。這個建議得到批準。從此，那些遊手好閑奢侈浪費的賭徒一經被拿獲，即被強迫負重運輸，風餐露宿，長途跋涉，常常是不勝勞苦而斃命中途。不過，這項處罰隻實行了二十幾年。到孝宗繼位後，將賭博犯加重處罰，發配邊疆充軍。而作為官員後備軍的國子監生員，如賭博則取消功名，問發為民，從此仕途斷絕。明神宗萬曆年間，明朝法典《大明會典》修成，減輕了處罰，但規定更詳細，賭博犯除按唐宋以來規定的杖八十以外，對慣犯則還要枷號兩個月，偶犯枷號一個月。而職官賭博受刑罰後，文官革職為民，武官革職。這種區別對待，有利於社會治安和吏治的改善。
清王朝是中國古代專製主義中央集權最強化的王朝，也是法網最嚴密的時期，對於賭博，其懲治措施也最嚴厲、詳密，特別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清朝統治者始終把賭博與亂民、盜賊、娼妓一起列為社會四大惡習，認為“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膚、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為善良之害者”，莫過於此四惡，並認為“民間惡習，無過於博戲”（《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九三九）。因此每位皇帝上台後都下詔嚴禁，並將查禁賭博列為“地方之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