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得象與楊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返奩與宗諤，封識未嚐發也。
——《淵鑒類函》卷三三7引《宋史》
一個晚上輸錢達三十萬之多，不可不謂巨，但仍然安臥如常。贏了他人金子一匣，可是回家後連封條都懶得打開來清點一下，他日又原璧輸還。這種不以“阿堵物”縈懷的“雅量”似乎是《世說新語》之中的故事，從中可以反映出北宋士大夫官僚生活之優裕，還可以看到“魏晉風度”對士大夫的影響之深遠。
詩人陸遊喜歡飲酒和博戲，在當時是頗引人注目的，並受到人們的譏評，他曾自號“放翁”以自嘲，從中可以反映宋代士大夫對賭博的普遍看法是否定的和貶斥的。陸遊詩雲：“詩囊屬稿慚新思，博齒爭豪悔昔狂。”這樣一種對自己的賭博行為持懺悔態度的詩句，與唐人的豪邁和自得，相去何止千裏之遙。
宋人洪邁的《夷堅誌》卷十九“丁湜科名”條，記丁湜少時好賭，入京應試，與同寓舉子賭博，贏了人家六百萬錢。在此之前，他曾找一相士相麵，彼斷定將高中魁首。博後再次見到相士，彼大吃一驚，斷言他“設心不善，為牟利之舉”，傷了陰德，科名將由榜首黜為孫山之外，丁湜大驚，雖央得補救之方，將錢財盡數退還輸家，但僅求得榜上有名而已，名次大大落後。這種以賭博為“設心不善之舉”的看法，與孔子所說的“兼行惡道”是一致的，正反映了宋代興起的“新儒學”對賭博的批判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蓬勃興起的市民生活和風尚，對士大夫產生了一定影響，賭博亦是其中一個方麵。當時盛行於城市之中的關撲，就常常有士大夫官僚參加。《夷堅誌》和元好問的《續夷堅誌》中都有士大夫關撲的軼事。當然，這類賭博對於士大夫來說根本是廉價的消遣遊戲，錢物的輸贏完全不在意下。
如果說，宋代市民階層對士大夫的影響隻是初步的、感性的，那麼到了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明代，這種影響便是比較深刻的和理性的了。明代中葉以下，商品經濟有一個長足的發展，市民階層急劇擴大，這個階層的意識、風尚對全社會發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他們對人情世俗的津津樂道、對感官刺激的企望欲求、對金錢榮華的大膽追求，無疑將宋明理學對士大夫的精神束縛撕破了一個不小的缺口，李贄的思想便是這種影響的精神成果，他主張言私言利，反對虛偽、矯飾，雖然有其積極意義，但也無疑鼓勵了士大夫們更大膽地追求聲色犬馬、感官刺激，在商品經濟大發展、財貨充溢的晚明社會，為“心性”之學所誤的士大夫“問錢穀不知，問甲兵不知”（《明史·楊嗣昌傳》），然而對於聲色之娛卻頗為熟諳。晚明士大夫對一些驚世駭俗的惡習如“玩男妓”之類不但毫不隱諱，反而津津樂道，至於賭博這種“傳統”的娛樂，更是公行無忌。在萬曆末年興起的馬吊牌，天啟年間便盛行於士大夫之中，其迷狂的程度可謂空前，時人申涵光在《荊園小語》中記道：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吊牌，始於吳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問之，皆雲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哉。
當時士大夫若不懂馬吊者，會遭到譏笑。不久，明朝滅於李闖王和張獻忠，南明弘光朝又誤於馬士英、阮大铖，人們竟因此把馬吊附會為讖言，“今驗之明季遇馬即吊，闖與士英皆馬也”。（銖庵《人物風俗製度叢談》）從中可以窺見後人對士大夫迷於馬吊和講求聲色貨利的極度反感。
清兵入關以後，對漢人實行高壓和排斥政策，又實行極端的文化統治政策，從順治到乾隆，屢次興起科場案、文字獄，以鎮壓漢人士大夫的反清思想和異端思潮。士大夫參政無門，弄文又動輒罹禍，有識之士隻得埋首於考據訓詁之學，而更多的人則不耐寂寞，以聲色犬馬填補空虛的精神。乾隆時人趙翼曾辛酸地寫道：
三年刻楮成何事，六博呼盧大有人。
太息儒冠真自誤，可憐無補費精神。
杜甫詩雲“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趙甌北將其意化出，既是自嘲，亦是嘲人。
在這種風氣下，士大夫的賭博風氣較之晚明更為熾熱，稍前於趙翼的王崇簡記道：“南之馬吊，北之溷江牌，乃市井事，士大夫好之，窮日累夜，若癡若狂。”（《冬夜筆記》）清初無錫的圍棋國手過百齡，每與人弈棋，可得酬金數百兩，他隨後便在賭博中輸去，對於親戚的責備，他絲毫不以為憾：“得之弈，失之博，庸何憾！且人生貴適意耳，孜孜逐利者何為？”（《清稗類秒·賭博類》）這種“人生貴適意”的說法，正反映了士大夫以賭博尋求暫時心理平衡的趨向。
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風尚的影響，是士大夫賭風熾烈的另一重要原因。乾隆年間，文士顧賓臣以四庫館謄錄寓居京師，自正月到四月的百日之間，贏得白銀十二萬兩，又在四月初八之夜全部輸去，被稱為“一夕十萬”。乾隆朝以前，對賭博尚懸有厲禁，然而有如此巨額的賭博，從嘉慶道光以後，全社會以及士大夫的賭博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大名士龔自珍酷嗜賭博，“尤喜搖攤，嚐於帳頂繪先天象卦，推究門道生死，自以為極精，而所博必負。”（《清稗類鈔·賭博類》）一時成為笑柄。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稍晚一些的趙菁衫，這位號稱道光、鹹豐間一代文宗的名士，也是嗜博成癖，而賭術絕精，常勝不敗，到了無人敢與之對陣的地步，為了“過賭癮”，他每每借錢與人，以便對博，輸了再借，而從不向人討債，在當時也成為奇談。（同上書）
鴉片戰爭之後的七十年，是中國封建社會賭風最盛的時期，在這段時期之中，士大夫賭博也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從鹹豐、同治年間的所謂“中興名臣”江忠源、駱秉章，到光緒年間的維新名士文廷式、王韜、梁啟超以及名臣張之洞，都與賭博有著極深的關係，其中梁啟超和張之洞二位，頗具代表性。
梁啟超是著名的維新思想家、報人，光緒年間，麻將風行於世，士大夫雅稱為“看竹”，酷嗜博戲的梁啟超更是“不可一日無此君”，他在上海主編時務報、在北京主持譯書局，乃至在日本主編《新民叢報》時的許多著名社評和文章，據說就是在麻將桌旁口述而成，其流利暢達，仍然為人所稱道。其人的賭博事跡，正代表了中國士大夫兩千年間賭博重遊戲、重技巧而不以“博進”縈懷的風氣。
張之洞本人並不嗜賭，但他能適應時勢，利用賭博為當局服務。他任兩廣總督期間，奏請朝廷批準，從廣東盛行的“闈姓”賭博中抽取巨額賭捐，以資助南、北洋海軍軍費。其所作所為，頗具有近代西方的務實精神，與他所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似乎也正相契合。他本人由名士而名臣的仕途經曆，也反映了近代社會對中國士大夫的顯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