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種紙牌的內容和名稱與相應的骨牌完全相同，如重六又叫天牌，重幺也叫地牌，重四也叫人牌等等。每種牌的張數都增加到四，共為八十四張，較之骨牌的三十二張增加了一倍半。像骨牌一樣，它也有許多種玩法。如成都地區流行的“亂撮”，與骨牌的“打天九”很相似。另一種流行的玩法叫“鬥十四”，參加者一般為四人，每人先抹十五張牌，然後依次出牌抹牌，他人出的牌，如本人手中有“對子”，可以“碰”下，稱為“坎”。如下家手中的牌可與上家出的牌點數相加為十四，則可將這張牌“吃”下，例如天牌可以吃地牌、虎頭可以吃釘子、八點可以吃六點等等。最先將手中的牌全部碰成“坎”或湊成若幹副十四點者為勝。其餘各家將按事先約定的金額付錢給贏家。
由於印刷術的廣泛使用，這種紙牌被大量製作，廣大下層市民即使無力購買骨牌，也可以擁有這種價廉的紙牌。清代後期，麻將牌風行天下，但紙牌並未消失，同樣盛行不衰。不過，麻將牌主要流行於官僚、士大夫、商人和較富裕的市民之中，紙牌則主要流行於下層社會。因此，有人稱麻將是牌戲中的“雅士”，而紙牌則是博戲中的“俗人”。
骨牌葉子從材料來看屬於紙牌，但從內容來看隻不過是骨牌的簡單摹仿，因此，在整個博戲發展的係統中並無重要的地位與作用。真正在博戲發展中異軍突起，別開生麵的是紙牌的另一個大類，也是它的主流部分，這就是馬吊牌係統。
所謂馬吊牌係統，是指以馬吊牌為代表的一大類紙牌博戲，它包括馬吊牌、鬥虎牌、默和牌和碰和牌，後來又融合了骨牌的形式而演變為麻將牌。由此可見，這一類紙牌對於近幾百年以來中國賭博文化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也是其他博戲所不及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馬吊牌做一番詳細的研究。
馬吊牌產生於明代。小說《金瓶梅》第五十一回中就有潘金蓮與王潮兒鬥馬吊牌的描寫。一般認為《金瓶梅》一書寫作於明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7），由此推衍，馬吊牌的產生不會晚於明中葉。從現存於世的明末清初的馬吊牌來看，所印圖案與前述一九7五年發現於吐魯番的古葉子頗多相似之處，二者之間應當存在一脈相承的淵源。由此可以認為，馬吊牌雖然產生於十五世紀，但它的前身早在十世紀或更早就已經問世，並且向西方流傳了。
關於馬吊牌的得名，有兩種流行的說法。一說稱，馬吊又名“馬掉腳”。打牌時，必須四人共玩，分為四方，各自為戰，若缺一人就像馬失一足一樣，不可行，故名“馬掉腳”。（見汪師韓《葉戲原起·敘》）然而，馬吊牌不僅四人能玩，三人、兩人同樣能玩，於是又有一種說法由此說而衍生：四人玩，叫馬吊，因為馬四條腿；三人玩，叫蟾吊，因為傳說蟾有三條腿的；兩個人玩，叫梯子吊，因為梯子隻有兩條腿。（見《金瓶梅鑒賞辭典》第三7二頁）
另一說法是由馬吊牌本身的形製而產生的。此說認為，“馬”是籌馬之馬，“吊”是提取之意。中國古代有一種雅戲——投壺，遊戲時要“為勝者立馬”，馬成為勝利的象征。在各種博戲中，則有籌作為計算輸贏的工具。以後，籌、馬二字相混，都成為標誌勝負輸贏之詞。到了唐宋以後，人們用紙片為馬，上麵用文字或圖案標明賭博者輸贏金錢財物的數目，後來人們索性直接用這些“紙馬”來進行遊戲或賭博，因為它是紙片，故也叫做“葉子”。所謂“馬吊”，即是以紙製之馬互相提取，馬大的提取馬小的，也就是“以大擊小，以多勝少”之意（見杜亞泉《博史》）。這種說法解釋了馬吊牌的形製和規則，比前一說似乎更有道理。
事實上，從馬吊牌身上我們確實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的流通貨幣——銅錢和紙幣——“交子”、“會子”的形象。
馬吊牌一般寸許闊，三寸長，用裱好的幾層厚硬紙印成。背麵黑色或絳紅滿花，都是“方勝”或“蛀字”等細碎花紋，圖案完全相同，有如今天的撲克牌。每副牌共有四十張，分為“文錢”、“索子”、“萬字”和“十字”四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