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認為，設立協助組織賣淫罪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懲治組織賣淫的從犯，以免對其量刑過輕。我們認為，這完全可以用其他方法解決，比如可以提高組織賣淫罪的法定最低刑等，而沒有必要單獨設立一個罪名。
（二）關於“打手”問題
兩高的《解答》中將打手解釋為協助組織他人賣淫的行為，我們認為這種理解有點片麵，對於打手的性質應該全麵分析。一種打手是為了維護賣淫組織，專門從事避免他人幹涉，抗拒檢查，處理嫖客爭風吃醋而鬧事的事件等業務，這種打手實際起著維持秩序的作用，應該認定為協助組織賣淫；還有一種打手，充當強迫賣淫的幫凶，他們的作用就是通過暴力迫使被害人同意賣淫，因此應該認定為強迫賣淫罪的共犯而不是單獨成立協助組織賣淫罪。也有人認為，《解答》中的打手僅指為維護賣淫組織而充當的打手，和保鏢的含義相同，但如果行為人是強迫他人賣淫的打手，則不能認定為協助組織賣淫罪，而應為強迫賣淫罪的實行犯，雖然組織他人賣淫也包括強迫他人賣淫的情形，但強迫他人賣淫又是獨立罪名，因此當行為人不是組織者，但其行為符合強迫賣淫罪的構成要件時，應認定為強迫賣淫罪。依據這種觀點，主犯可以認定為組織賣淫罪，打手則可以認定為強迫賣淫罪。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對的，因為即便在組織賣淫罪而不是強迫賣淫罪中，無論是何種性質的打手，其對賣淫活動的協助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同時具備強迫賣淫罪的構成要件，應該按照競合犯的原則從一重罪論處，認定為強迫賣淫罪。
（三）關於“強奸後迫使賣淫”的問題
“強奸後迫使賣淫”是組織（強迫）賣淫罪中的情節加重條款，是指將強奸行為作為強迫他人賣淫的手段，強奸婦女和奸淫幼女後，迫使其賣淫的。兩高的《解答》對此規定：“強奸行為與強迫他人賣淫的行為有聯係，是迫使他人賣淫的法定從重情節。因此隻定強迫他人賣淫罪即可。如果強奸行為與強迫他人賣淫的行為之間沒有聯係，則應當分別定罪，實行數罪並罰。”實質上“強奸後迫使賣淫的，是指犯罪分子對不服從其意誌進行賣淫的婦女，通過強奸、輪奸的手段，進行摧殘，逐步消除她們的貞操觀，迫使她們陷入絕境後而被迫賣淫的”。我們認為，盡管司法解釋強調這裏的“強奸”行為與“強迫賣淫”行為之間的聯係，但即便存在這種聯係，也不應對“強奸後迫使賣淫”的情形隻作強迫賣淫罪一罪的評價。因為，這種情形屬於牽連犯，對於牽連犯應擇一重罪處罰，刑法上對此種情況規定為組織（強迫）賣淫罪的加重情節，這種規定並不合理。作為手段的“強奸”行為並不必然要比作為目的行為的“強迫賣淫”行為性質為輕，甚至在輪奸的情況下，反而是強奸罪要比組織（強迫）賣淫罪為重，此時再以組織（強迫）賣淫罪定罪處罰，顯屬不當。而如果不這樣規定，按照刑法牽連犯的原則，同樣可以達到懲治罪犯的目的。因此，筆者認為這一加重條款的規定並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