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民族是不斷探索、不斷進步的民族。從19 世紀起，在近130多年的發展史中，除了對外擴張，同時對內也一直在搞改革，幾代俄羅斯人都在探索俄羅斯的最佳發展道路。俄羅斯國家始終是一個奮發上進的國家，它的發展潛力巨大。它僅用了不足500年時間就從歐洲一個小公國一度發展成世界兩霸之一。它依靠的就是：對外無限擴張版圖及勢力範圍，絕對獨裁的中央集權製；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及地緣優勢。俄羅斯跳躍式發展一直都是一個危機與改革相互交替的過程。在世界近代史上，俄羅斯發展特征是獨一無二的。在近代俄國經曆了三次大革命，即貴族革命、平民知識分子的民主主義革命和列寧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這三次革命在19 世紀俄國危機與變革相互交替的百年曆程中形成了三次發展高潮。可以說這三次革命和這三次發展高潮就是近代俄國曆史的基本主線。
1861年俄國農奴製改革是俄國曆史上轉折點。此後出現的農奴製瓦解及激烈變革時期，使俄國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並且出現了一批先進的思想家，使世界文學藝術及科學技術的中心在19世紀末轉移到俄國。19 世紀30—50 年代俄國出現了兩位思想領袖：亞· 伊· 赫爾岑（1812—1870），維· 格· 別林斯基（1811—1848）。他們倆是誌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學，他們都研究黑格爾思想及空想社會主義理論，他們都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政論家和哲學家。他們成為俄羅斯解放運動的先驅及領袖。他們以自己獨有的民主主義和革命活動影響了俄羅斯一代人。他們提出：隻有階級鬥爭與革命變革才是改造俄羅斯社會的唯一手段。他們在為自己祖國的美好未來選擇好方案。他們的思想理論帶來了俄羅斯文化的空前繁榮。
19世紀50—80年代，在俄國出現的“平民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潮，這個思潮促進了農奴製的瓦解，也推動了亞曆山大二世的政體改革。其代表人物有尼· 加· 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尼· 亞· 杜勃羅柳波夫（1836—1861）等人。他們在哲學、美學、史學、文學諸方麵提出了不少精辟見解，對俄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列寧稱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俄國偉大的作家，俄國空想社會主義最傑出的代表。馬克思認為，車爾尼雪夫斯基出色地說明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破產。恩格斯指出：“俄國在純粹理論領域裏也出現過一種批判思想和奮不顧身地探討，這是無愧於產生過杜勃羅柳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這個民族的。”他還認為，俄國曆史的批判學派（指革命民主主義者）“比德國和法國官方史學在這方麵所創建的一切要高明得多”。
19世紀80 年代起，俄國進入無產階級革命時期。1878 年彼得堡革命工人建立起的“俄國北方工人協會”，標誌著俄國無產階級已登上曆史舞台。群眾性工人運動的發展及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產生，是19世紀80—90 年代俄國社會政治生活及解放鬥爭中的重要事件。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奠基人是格· 瓦·普列漢諾夫（1856—1918）。他在流亡國外時，於1883 年12 月在俄僑民中成立了俄國第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組織——“勞動解放社”。他們翻譯了不少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普列漢諾夫自己撰寫的枟論一元論曆史觀之發展枠影響更大。他是馬克思主義天才的宣傳家及捍衛者，他是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他為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文學奠定了基礎。19 世紀80—90年代，在俄國各大城市中已出現了一批馬克思主義小組。列寧的活動及其著作的問世，使俄國馬克思主義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他天才地把俄國的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了。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列寧以對人類曆史命運理解的深度，他所擁有的左右這一命運的力量，以及他對全人類向往和平與幸福事業的無限忠誠，不僅在同時代的革命家中，而且在曆代俄國政治家中也是出類拔萃的。列寧30歲時創建了一個政黨——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他47歲時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在人類發展史上實現了一種曆史性突破——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馬克思的曆史功績在於他把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列寧的曆史功勞在於他把社會主義由科學變成了實踐。至今多數俄國人仍認為，在俄羅斯幾代領袖人物中，最受人民擁護和愛戴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彼得大帝，一個就是列寧。當然，這兩個人不能相提並論。因為一個是帝王，一個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無私地將自己一生全部地獻給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和人類的解放事業。
到了20世紀，列寧和俄共（布）領導俄國人民成功地進行了三次革命（1905 年革命、1917 年二月革命、1917 年十月革命），成為人類20世紀曆史上最光輝的篇章。1905—1907 年革命，不僅在俄國曆史上，就是在世界曆史上，都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因為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由無產階級領導並同農民結成聯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為世界無產階級提供了許多極為寶貴的革命經驗。例如，武裝起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形式，蘇維埃後來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難怪列寧稱1905 年革命是1917 年十月革命的總演習。1905 年革命標誌著世界革命的中心已完全轉到了俄國。
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曆史發展的重大轉折點，也使俄國曆史進入其第五個曆史時期——蘇維埃時期。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俄國十月革命對人類曆史發展進程的曆史影響都是客觀存在著的。這是一次在特殊曆史條件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特殊機遇），以一種特殊的鬥爭方式（合法鬥爭與武裝鬥爭相結合），一次革命兩個階段：從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在一個特殊的國度裏（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環節，俄國十分落後）進行的一次特殊革命。它成功的標誌就在於政權從一個階級手中轉移到了另一個階級手中。它向世人證明，政治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革命或民族戰爭形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可以說，俄國十月革命有其偶然性，但這次偶然成功的革命卻包含著一個必然規律：落後國家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讓工農階級先掌了權，然後再在經濟趕上發達國家。
1921—1928年間蘇俄實施的由列寧製定的新經濟政策又是落後國家建設方式及其特殊發展道路的一次寶貴實踐。它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就在於它第一次把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聯係在一起。落後的國家必須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即由國家監督和調節下的各種資本主義成分與形式）這個中間環節，實現從小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的過渡。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重視市場調節、商品貨幣、經濟核算等手段，提倡競爭機製，切實維護農民利益，保證農民階級跟工人階級走。列寧對新經濟政策的論述與實踐，對那些通過革命手段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落後國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也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在一定意義上講20世紀60—80年代東歐各國的改革大業是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繼承和發展。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在那些處於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國家裏，非實行新經濟政策不可：實行在國家監督和調節下利用資本主義方式完成從小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的過渡。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即列寧去世後的1924—1936年間，在聯共（布）黨內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與鬥爭。黨內就國家的建設方式與道路展開討論。其實，在落後的國家裏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列寧已做了回答：非實行新經濟政策不可。因此聯共（布）黨內爭論實質上就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理解與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問題。在黨內爭論中，出現了三派：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派：他們主張加速工業化，讓國家迅速強大起來，工業化資金靠剝奪農民來籌集；以布哈林為首的右派：他們堅決反對剝奪農民，反對消滅富農，主張工農業同步發展，提倡平穩的、緩進的建設方針；以斯大林為首的中央派開始支持布哈林派，批判托洛茨基。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斯大林又開始批判布哈林，轉而實施左派的主張：加強工業化、消滅富農、加速公有化，消滅個體經濟，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即斯大林體製，或叫斯大林模式。應該說，斯大林體製有其曆史合理性：它有利於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財力，集中突擊式地在短時期內迅速使國家強大起來。用斯大林的話說就是用10年時間走完西方100年要走的路程，落後就要挨打。斯大林體製特別適用於戰時與準戰時。但是，人民為此付出的代價也太大，尤其把農民坑得太苦。國家強大了，人民沒有富起來。權力太集中，人民權力太少。而且，國民經濟患結構病，許多弊病一下子根除不了。斯大林體製保證了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保證了蘇聯軍民戰勝德國法西斯的勝利，也是對人類曆史發展的重大貢獻。要害問題是在戰後，尤其到了以和平和發展為主旋律的新時代，斯大林體製的問題及消極麵越來越突出。從20世紀50年代起，以和平與發展為基本特征的新時代已經來臨。但是，蘇聯雖有幾次改革，卻始終沒有完成體製的轉軌過程，喪失了發展的良好機遇，導致了蘇聯由盛轉衰、直至最後瓦解的可悲結局。
蘇聯解體是近年來史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我們認為蘇聯落後於時代是蘇聯劇變的總根子。20 世紀20 年代斯大林講：“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這句話應該看成是斯大林執政30年的哲學指導原則，也是斯大林體製生命力的源泉。20世紀20—30年代是斯大林體製形成、發展時期，40—50 年代是其推廣、強盛時期。它之所以能有強大的生命力，正是因為它適合於當時的時代要求（戰時及準戰時，當時的國際形勢要求蘇聯必須在短時期內盡快強大起來）。60—70 年代是其停滯、擴張時期；80年代斯大林體製之所以由盛變衰，這正由於時代發展了，條件改變了，但幾代領導人沒有危機感，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難免被時代拋棄。其實到60年代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發展為主旋律的新時代，東歐一些國家開始改革。但蘇聯高層領導中的多數人仍堅持冷戰思維，並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尤其是到80年代，人類已進入了高科技信息化時代，蘇聯仍堅持老體製不變。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他把虛弱的老體製推向最高峰，隨之使社會發展跌入最低穀。這就是說，斯大林體製到80年代，再也沒有什麼活力可言了，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走下坡路。我們中國領導人從中汲取了教訓，提出了“與時俱進”的口號，鄧小平同誌從1979年就開始了轉軌過程，比戈爾巴喬夫改革早了10年。而蘇聯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難免出問題。
斯大林體製的落後性首先表現為理論上的滯後。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個民族的振興，經濟發展是動力，社會科學是方向盤，成熟的政治家是掌舵人。70 多年來蘇聯思想理論僵化主要表現為：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過渡理論（赫魯曉夫講的1980年時建成共產主義，勃列日涅夫講的發達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退到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固守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論（輸出世界革命；對於第三世界的經援、軍援；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使斯大林體製固定化、法律化、樣板化的模式論（誰反對斯大林體製誰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敵人，誰想改革斯大林體製就收拾誰，包括鐵托、捷克斯洛伐克等）；堅持世界資本主義不斷陷入危機的總危機論（如何判斷時代關係到確定當前任務的問題：是千方百計發展經濟，還是不斷準備戰爭、進行世界革命；把發達西方視為敵人，不與其進行國際貿易，如何利用國際市場及國際資金）。可見曆屆蘇共領導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理論脫離實踐、理論滯後、思想僵化、急躁冒進的問題。其根源就是俄羅斯人的理想主義：隻唱高調，愛提口號；而且每任領導都有一套。作為掌舵人不重視社會問題的調研，看問題沒有前瞻性，理論沒有針對性，甚至固守馬克思和列寧的個別原則，將其簡單化、教條化，使馬列主義喪失了應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從而造成長期以來指導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失誤，這點當然應該被看成是蘇聯解體的一個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行成於思毀於隨”。
長期以來蘇聯理論界受權力製約（不能突破領導人的意誌，隻能解釋領袖思想和口號），教條主義束縛，還有極“左”思潮的幹擾，其理論要麼有嚴重局限，要麼嚴重脫離實際，要麼是掛在領導的嘴上，要麼懸在群眾的耳邊，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政治大而空，理論虛而玄。中間經過幾代人的磨損，馬列主義的精髓被抽光了，馬列主義完整體係被肢解了，馬列主義理論隊伍變形變味了。在權力支配社會的農民國家裏還會經常出現一些的所謂“風派”理論家，他們一會兒說計劃經濟是萬能鑰匙，一會兒又說市場經濟是靈丹妙藥；一會兒拚命為斯大林模式唱讚歌，一會兒又把它說得一無是處。而且當初吹捧最美的，又是後來否定最狠的。他們的惡劣表現使理論失去了權威，也使人們對理論產生了厭倦感。當社會出現信仰危機的時候，人們會突然發現過去每一步都是絕對正確的東西，此時串在一起立馬就變成了一堆絕對錯誤的組合。這就為自我搞亂政局打開了突破口。在蘇聯解體過程中，上層先亂在政治混亂和理論貧乏上，下層則亂在生活質量和精神病態上。這一上一下，上下呼應的內力與外力的組合，就形成一種清醒人無法左右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社會潮流。領導人失策，社會失控，思想混亂，這樣蘇聯在沒有任何外力條件下自我解體也就不難理解了。
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就是最好的例證，失敗直接導致了蘇聯解體的嚴重後果。到1989年之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去了正確理論的指導。戈爾巴喬夫及其領導群體集中了領導人才的負麵因素，麵對國內外的重大難題他們無能為力，他們隻能應付表麵事變，無法統籌全局及決策核心，左右反彈，在分化政治中瓦解了經濟。在該抓經濟時一味抓政治，到該抓政治時又放棄了政治原則，結果落了個兩手空空，最後導致了自我斷送的後果。戈爾巴喬夫的理論顧問雅科夫列夫甚至說：“共產主義是一種新的宗教，是一種具體的意識形態，在其基本內容中假設和信仰起主導作用。假設過去，假設未來，並相信這些東西都是千真萬確的。”作為黨的高級領導人的這種認識豈不是對社會造成極大的負麵影響。失去正確理論的指導，社會發展失去了方向，最後導致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泛濫，造成整個社會意識的混亂，使國家處於失控狀態之中。其實馬列主義至今仍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最有創意的尖端成果。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份報告講，列寧著作在全球401 種語言譯本中譯文種類量占第一位；占第二位的是聖經，共有286 種譯文；占第三位的是馬克思的著作，有196 種譯文。這個統計證明了馬列著作在當代世界上的地位與影響。在西方現在仍有一批學者在研究馬列主義。
再次斯大林體製的落後性的表現在經濟轉軌上。蘇聯經濟始終存在著是以民用為主，還是以軍品為主；是堅持對外開放，還是自我封閉的問題。70年來它始終是以軍工為主（蘇官方公布軍工產值占國民總值的8%，而學者及國外估計為25%），始終沒轉向以新興科技產業為主；而且是自我封閉，不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他們遠離國際市場，無法利用國際分工和國際經驗。蘇聯經濟始終是一種半產品、半自然經濟。因此他們的產品在國際上沒有競爭力，企業也就沒效益。70年來蘇聯外貿一直落後，1987年蘇聯外貿隻占全球總額的4%。這與它的第二大國地位極不相稱。而且蘇聯出口多年來都是以石油、天然氣及礦石為主（原材料約占60%，機械產品隻占15%，化工產品僅有3%，消費品更少，約占2暢6%）。多少年來蘇聯與國際科技界、國際金融界之間幾乎沒有溝通與交流。相比之下，中國近25年來外貿發展迅速，中國的改革開放國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到2003年年底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高達8400 億美元（2004 年已突破1萬億美元）。自60 年代後，世界已轉入以和平為主旋律的新時代，許多國家，尤其是一些發達國家抓緊機遇，發展自己，亞洲四小龍騰飛即在此時。到80 年代世界已進入高科技信息時代。但是蘇聯仍堅持以軍備競賽為經濟發展的主戰場，甚至耗巨資陷入星球大戰漩渦之中，不能自拔，致使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經濟沒有競爭力，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改革開放後，人民發現與發達國家的真正差距，再也無法相信老體製的威力和它的所謂優越性了。
有人批評蘇聯經濟實質上是一種有軍事內涵的經濟，此說不無道理。枟參考消息枠1999 年9 月22 日有篇報道說，俄軍工企業有九大部委領導，還有50 多個發展辦公室，150 個大型軍工企業聯合體。俄羅斯將近50%的科研工作者都在研製新武器。軍工企業中的熟練工人總數達1100萬，連帶家屬能占全國總人口的1/3.據俄學者阿爾巴托夫在枟蘇聯政治內幕枠一書中講，60 年代美國軍費世界第一，從1972 年起蘇聯軍費世界首位。從1965—1979年這14 年內蘇聯軍費開支增長了3 倍，年均增長8%。勃列日涅夫把出口石油掙的錢大把大把地花在軍事上了。僅1979年軍費就占到當年財政支出的1/3，比美國軍費高30%。據查60 年代蘇聯平均一年軍費開支達1570 億美元，到80年代年均2330億美元，占到國家支出的15%，是美國年均軍費支出的2 倍。1988 年美國的國民總收入為4暢9 萬億美元，蘇聯的國民總收入約合2暢5 萬億美元。蘇聯國民總收入是美國的一半，軍費開支卻是人家的兩倍，長期如此，再強大的經濟實體也會被拖垮。
蘇美的核競賽也使蘇聯大傷元氣。從1945年7月16日美國第一顆原子彈試射成功後到1990 年間，全球共進行過2047次核試驗，其中美國1032次，蘇聯715 次，法國210 次，英國45次，中國45次。美國為搞核試驗共花費4 萬億美元，這些費用得幾代人去掙。蘇聯國力不如美國，再與美國搞核競賽，難免大傷元氣。蘇聯最後一位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在蘇共二十八大上發言說：“為與西方對抗，50 年來我們共花費了7000 億盧布（當時一盧布約合1暢5 美元），為跟中國對抗又花費了2000 億盧布，我們的國力嚴重損耗在這些對抗上了。”同樣，美國為冷戰付出的代價也不小：自1945年以來，美國為發展核武器50年消耗4萬億美元，50年美國軍費總支出也在15 萬億美元左右。冷戰使蘇美兩國兩敗俱傷。近50 年內蘇聯幾乎是傾全力發展軍事工業，但在軍事上與美國仍有很大差距：據美國軍方統計，在20項軍用高科技項目中，美國領先的有14 項，蘇聯領先6項。在幾十年的冷戰中，蘇聯總是以單向思維對美國的立體思維，以直線戰略對人家的間接路線，其國策方位始終是低層次的。美國好像是在用五六個頭腦在對付蘇聯一個僵化的頭腦。蘇聯領導人在重大問題決策時更多的是往後看，思維不朝前走，思維不往裏走，總在要害的外圍打圈圈，沒有戰略眼光，決策不是被動，就是有重大失誤。難怪與西方的間距越拉越大。
龐大的軍費開支及軍備競賽已經把蘇聯拖得很虛弱，它本身就好像是一個患了重病的巨人，但為了跟美國爭霸，它懷裏抱著東歐一些小兄弟，背上再背著亞非拉一些窮哥兒們，壓得它更加喘不過氣來。對東歐及亞非拉一些國家來說，政治上你蘇聯管了，軍事上你占了，經濟上你也得包下來。到1990 年12 月，第三世界共欠蘇聯外債850 億美元，基本無法償還。冷戰思維造成了蘇聯自身的戰略錯位，錯失了自身發展經濟的幾次機遇。美國對冷戰戰略的設計是以新技術革命為先導，在高、精、尖上支持軍事現代化的，並著手牽引民用企業，使兩者良性互動，互相激勵，從而形成對蘇聯真正有威脅的經濟實力，並借此迫使對手在單一的軍備競賽中喪失經濟實力，促使其垮台。而蘇聯沒有及時與60年代國際新技術革命接軌，致使其軍工企業和民用工業在高耗低效的怪圈裏打轉轉，難怪其經濟實力每況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