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共同體有一套十分完整的組織機構，其功能完全類似於西方國家的政府。部長理事會是決策機構，采取協商一致的原則調節和共同製定各國的有關政策，每個成員國都擁有否決權；執行委員會是執行機構，握有很大權限，它負責擬訂提案和實施規則，擁有財政調配權，向歐洲議會提交年度報告，代表共同體進行對外聯係、談判和簽訂協議，它隻對共同體負責，不對本國政府負責，並管理日常事務；歐洲議會是谘詢監督機構，無立法權，議員原由各成員國推選任命，1979年6月開始實行直接普選；歐洲法院，是一種仲裁機構，負責解釋共同體條約和各機構頒布的法令和決議，裁決共同體內各種糾紛事件。
隨著共同體各國經濟一體化的廣泛開展，涉及的部門和地域都在不斷擴大。1973年共同體接納了英國、愛爾蘭和丹麥3國，使共同體變成了有9國參加的組織。80年代以後，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又相繼加入，共同體擴大為12國。1968年7月，共同體比原計劃提前一年半建成了關稅同盟，並克服了重重困難，以共同利益和互惠的原則實施了一致的農業政策。共同體成立近20年來，初步實行了勞動力自由流動，成員國之間的移民工人在就業、居住、工資報酬、勞動條件、社會保險、職業教育和工會權利等方麵享有同所在國公民同等權利的規定亦已獲得實現；勞務自由流動也有相當成果，到1978年為止，共同體頒布了40個左右的指標，在批發和零售貿易、礦業、電力、運輸，保險、銀行和影片生產等行業，逐步取消了國家限製，並相互承認醫務人員、律師等職業資格和自由開業的權利；實行統一的增殖稅製度；逐步做到了共同體預算財源自給。此外，共同體成員國還在運輸、漁業、能源、研究和技術、地區開發、環境保護、經濟增長及管理競爭規則等方麵，加強了政策協調，爭取盡可能地製訂和執行共同法規。共同體內一體化程度最高的，是農業部門。對農業生產領域的共同調節首先通過統一價格來進行。共同體每年分別為各種農產品確定一次價格，價格隻能在規定的限度內浮動，一有異常情況，共同體立即動用農業基金來收購和拋售，以此達到幹預、穩定農產品市場的目的。同時，共同體還對第三國農產品的輸入征差價稅，對過剩農產品的輸出支付出口津貼。這一措施維持了共同體內農產品的相對高價，刺激了成員國農業生產的發展，避免了大起大落現象。另外，共同體還運用農業基金資助農業結構的改革，促進農業技術革新，鼓勵農場擴大生產規模和從事現代化經營，逐步使勞動一生產率得到提高。
共同體還對其他一些工業生產部門進行幹預、規劃和調節。如條約中規定的煤炭、鋼鐵和原子能往往采取直接插手的政策，對一些傳統的工業部門則予以調節，促其轉變結構。在分配領域，共同體還對成員國的財政和稅收製度逐步進行協調，並建立了自己的預算製度。因為預算收支額增加很快，1980年已高達164億歐洲貨幣單位（約合230億美元），這等於就是對各成員國的國民收入再分配實行了一定程度的超政府調節。1979年3月，共同體為了有效地對付美元危機和歐洲美元市場動蕩不安的衝擊，力圖穩定西歐各國的貨幣間的比價，建立了歐洲貨幣體係。其目的是最終建立一個獨立的西歐貨幣區。
歐洲共同體的建立，首先是極大地推動了集團內部貿易的快速增長，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其次，一體化的有關政策措施，有效地把西歐推向了國際分工和生產專業化分工的有利地位，使生產的部門構成中，製成品和半製成品占了絕對優勢，這種優勢又使共同體在對外貿易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西歐生產部門現有的高效率、高技術，都導源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勞動生產率是共同體最為關注的目標之一。再次，一體化推動了新工業部門出現，使其在國外市場上有較強競爭力的產業增長很快，如化學工業、電子電器工業、航空工業、汽車工業、石油製品工業、原子能工業等，都大幅度提高了在工業結構中的比例，而缺乏競爭力的部門則迅速下降，有大批企業在危機中倒閉。最後，西歐經濟一體化改變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力量的對比關係。1979年時，共同體9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略超美國，出口貿易則為美國的2倍以上，黃金外彙儲備比美國多5倍以上。美國在該地區的進出口總額中所占比例，也已由1958年的12010下降到1976年的5.6%。就是說，由於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縮小了。
1960年5月，由奧地利、‘丹麥、英國、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7國共同簽訂的《歐洲自由貿易公約》正式生效，歐洲自由貿易聯盟遂告成立。1970年冰島加入該聯盟，1972年英國和丹麥退出聯盟而加入了歐洲共同體，目前聯盟由6國組成，另有芬蘭為聯係國。聯盟的目標是實現成員國之間工業品的自由貿易和擴大農產品貿易。最初聯盟意在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抗爭，後因英國和丹麥轉入了共同體，聯盟更是處於力量懸殊的劣勢地位，於是聯盟與共同體在1972年7月簽署了建立自由貿易區協定，決定逐步取消所有兩大集團內國家的工業品關稅，最終結束對抗，加速全部西歐國家的聯合。按規定，聯盟於19'66年提前三年實現了關於取消工業品進口稅和工業品進口限製的，目標，隻是自由貿易不包括農產品，對聯盟以外的第三國也不實行對外統一稅率。1977年7月，連盟與共同體完成了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過渡，全部取消了所有這些國家間的工業品關稅，把自由貿易製度擴大到?了兩大集團。聯盟還致力於幫助葡萄牙發展工業，建立了葡萄牙工業發展基金；與西班牙也簽證了自由貿易協定，逐步互減關稅；致辦於解決成員國之間的客觀存在的非關稅壁壘問題。爭端最後服從了利益。
四兩全之計：國際經濟新秩序
之所以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當然是因為舊的國際經濟秩序有太多的不合理之處，無法適應國際經濟的發展；之所以說舊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不合理的，因為它是殖民主義時代的遺留物，帶有很深的殖民主義烙印。國際經濟秩序的含義十分廣泛，它既可以是各個層次之間的經濟關係，也可以是層次內部各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總的看來，現在的高、低層次間的關係，即所謂南北關係，更具有爆炸性。帶有殖民主義烙印的國際關係，指的就是高層次資本主義國家對低層次國家的不平等和帶有剝奪性的關係。這種關係一天不改變，對眾多的低層次國家發展的限製因素就會多起一點破壞性作用。
對低層次國家來說，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一個致命問題，就是進出口商品比價的極端不合理和急速的起伏波動，這使得低層次國家完全無法控製自己的外彙收入管理，無法製訂國內生產的開發計劃。低層次國家出口所依賴的主要是一些初級產品，隻有第四、第五層次國家才有一定比例的工業製成品。國際市場上，初級產品的價格始終不能穩定，而且有直線下降的趨勢。而西方國家的工業產品價格都相對上升。按照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的說法，他無法理解，為什麼同樣買一台拖拉機，1976年要比1974年多付出l倍的價格（劍麻）?而交易雙方的生產條件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低層次國家出口產品的70%以上是初級產品，如果仍以“看不見的手”來對待這一問題。，這些國家又將如何發展？甚至連生存也不可能。而且，由於曆史原因，低層次國家出口產品單一，無法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變化，全部雞蛋都裝在一隻籃子裏，這隻籃子一旦脫手，生機也就隨之而結束。所謂曆史原因，就是指西方殖民主義者一手造就了低層次國家單一的經濟結構。當年的歐洲人在亞、非、拉三大洲熱衷於建立種植和礦產經濟，把三大洲改造成礦產品、原料纖維、糧食等初級產品的供給地，而在歐洲本土完成深度加工。拉丁美洲最早被變成龐大的種植園，專事生產原糖、棉花和煙草等。不久種植園製度被弓I進到亞洲和非洲。當歐洲工業發生礦產和燃料品短缺時，三大洲又成了多種自然資源的供給地。另一方麵，原料產地也就成了歐洲工業品的廣大市場，開拓一個殖民地就等於開辟了一個市場。這樣的經濟結構一經形成，即使低層次國家獲得了完全的政治獨立，隻要國際市場不改變它的價格機製，它們永遠也無法翻身。當然，高層次國家也出口初級產品，但是眾所周知，這些國家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來實行補貼，一方麵可以借此達到經濟構成完善化的戰略目的，另一方麵這種舉動本身也嚴重打擊了低層次國家無法實行補貼的初級產品出口。
國際上通常把貿易條件作為一種指數，來表示某國出口商品價格和進口商品價格之間的變化關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原料出口國非石油出口國）的貿易條件在1955-1960年下降了21.3%，平均每年下降2.2%。1960-1980年，非石油出口國的低層次國家的貿易條件指數，由107.8下降到95.5，其中60年代平均下降0.6%，70年代平均下降1.9%。80年代因受西方經濟不景氣和保護主義政策的影響，非石油的初級產品價格指數，1981年比1980年下降14.5%，1982年又下降11.8%。1971-1981年的10年中，非石油出口國的低層次國家，僅僅由於貿易條件的惡化所蒙受的損失就達600億美元。80年代的最初幾年，非石油初級產品的價格連續下降了30%，1985年上半期，世界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下降到了戰後的最低點。①很明顯，愈是貧窮的國家，在這種不斷惡化的國際初級產品市場中被剝奪的價值愈多。石油出口國在1973-1974年的國際石油價格戰中獲益很大，但是，非石油初級產品生產國卻也因此而受到了更大的打擊，最貧窮國家一單位的出口產品，到1975年可換回的工業品可能減少了32%。近幾年甚至石油生產國本身的出口條件也處在嚴重惡化的過程中。
上一年下跌了15%。其中，飲料作物（包括咖啡、茶葉、可可）的跌幅最大，達22.3%；金屬（如銅和鐵礦砂）下跌14‰食品（包括食用油、穀物、肉類和食糖）下跌13.9%；農產原料（棉花、橡膠等）下降9.7%。這些產品的主要出口國，近來的國民經濟都處於嚴重緊縮之中。①
為了使初級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有某種穩定性，在大部分低層次國家的努力下，1976年的第4屆聯合國貿發會議通過了關於商品綜合方案的決議。其主要內容有：設立共同基金，用以資助有關國際商品協定的實現，建立緩衝庫存，即由國際社會來承擔低層次國家所無力擔負的某些政府職能，並通過調整國際市場的供求關係來穩定價格；提供補償貸款，以暫時補救原料生產國出口收入的突然減少；擴大原料的加工並改善初級產品及其加工製品的出口條件等。多年來，低層次國家把重點放在建立緩衝庫存的共同基金方麵，但實際進展甚微，迄今還在會議和協商的階段。
與貿易條件惡化有關的，同時也是需要改革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高層次的資本主義國家采取越來越嚴厲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自戰後以來一直認為有必要在國際社會中維護自由貿易製度。然而在進入70年代以後，由於各層次間和層次本身內部各個國家間競爭的加劇，西方國家工業增長緩慢甚至有所下降，失業率的上升幾已無法控製，於是都先後撿起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旗幟，而且勢頭愈益強勁。目前這些國家的保護主義與以往相比，更具有隱蔽性和歧視性等特點。其表現是：一，保護主義政策有更強的針對性，即限定一些特定國家商品的進口；二，在關稅貿易總’協定規定相互削減關稅和對全部發展中國家實行普遍優惠製的情況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主要通過非關稅手段來予以實施，如由跨國公司采取所謂有秩序的銷售安排和自動出口限製，規定低層次國家企業接受束縛性購買和對內出售等條款，或采取各種各樣的非關稅壁壘政策（多達1000種左右），比之價格控製采取更直接的數量控製手段，集中對農產品采取非關稅壁壘措施，l982年以來又在紡織、服裝、鞋類、鋼鐵、電子產品和農產品方麵廣泛采取了新的保護措施。另外，1980年的普惠製涉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低層次國家進口商品的48.894，而實際上隻有21.3%的商品享受了這一待遇；三，西方國家不僅通過限製進口，保護國內市場，還通過實行出口補貼等各種辦法去占領國外市場，使大部分低層次國家在國際市場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四，保護主義觀點到處出現，保護主義政策到處使用，其範圍已大大超過了關稅貿易總協定所確立的限度，如l978年以來生效的114個保護行動中，隻有30個是按該協定第19條（例外條款）采取的。
第三個同樣具有密切關係的問題，就是國際債務。保護主義促使貿易條件日益惡化，貿易條件惡化使低層次國家無力獲取必須的外彙收入，於是又使國際債務進一步龐大。低層次國家為了償還債務，拚命希望增加出口，另一方麵，巨額債務本息的償還削弱了低層次國家改造經濟結構、推動經濟良性循環的能力。最後，盛行起來的貿易保護主義抵製了來自低層次國家的初級產品的進口，單一的經濟結構又使低層次國家無法選擇新的出口創彙的途徑。貿易條件、國際債務一起惡化，保護主義盛而不衰。
1980年底，低層次國家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外債累積額為6100億美元，1982年升至7000億，1984年躍為8950億美元，1985年底達9700億美元之多，預計1990年將創15000美元的紀錄。增長速度之快，實乃聞所未聞。在這些債務中，拉美各國已占了40%以上，主要債務國的累積外債總額已占它們1984年國內生產總值的84%，已超過1983年外貿出口的3倍。1983年拉美各國支付的利息為310億美元，1984年達320億美元以上，即使在最有利的貿易條件下，拉美各國所可以創造的外貿順差仍然不足以支付外債利息，幾乎所有的拉美國家都無力償還本金，有許多連付清利息都勢所不能。拉美已成為人所共認的國際債務危機的爆發點。
非洲國家的外債總額1984年底達1580億美元，1985年升至1700-f/美元，超過了全非洲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50%，某些債務國不得不以90%的外彙收入用於償債。非洲國家比之拉美國家，其債務增長速度更快，償債能力也更差（經濟增長緩慢，產業結構無法得到合理調整，1983年的國際收支逆差高達600t/美元），因此危機的嚴重性也更高。①
另外，象亞洲的南朝鮮、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國也都是主要債務國。80代以後不能償付利，息直至連本息都拒絕償付的國家也在日益增多。這樣成了一種世界性危機，它不但緊緊地卡住了低層次國家經濟正常發展的脖子，而且還動搖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支柱。按規定在1985年結束時必須償付的本息達1408億美元，這筆巨額款項究竟如何落實，至今不能找到可行的辦法。如數償付是不可能的；部分償還，這一年以後的日子更難過；今年不償還，明年如何處置？且西方金融界是否挺得住？低層次國家以後的援助資金又該如何辦理？真是一件火燒眉毛的棘手事。
債務國要提高自己的償債能力，就不能不在國際初級產品市場上與高層次國家角逐，並使外彙收入有所提高。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改進本國生產能力。生產能力的任何改進，都會牽涉到引進技術和大量注入資本的問題。於是，又得尋求更多的外債。在債務本息的重壓下，連具有一定實力的拉美國家事實上也已連續幾年成為淨資本出口國，即還債額大於出口收入和借債額，結果就是擴大出口與繼續借債都相當困難，經濟增長受到嚴重影響。在現在情況下，官方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優惠貸款額都有所T降，私人借貸的利率又在持續上升。利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主要債務國的負擔就會增加30億美元。而國際借貸往往又要以許多附加條件相苛求，如緊縮國內發展資金的開支，削減公共費用，減少財政赤字，壓低工資，提高稅收，取消物價管製，放寬進口限製，采取一係列的自由市場機製政策，等等。如果債務國將這種建議付諸實施，不僅國內經濟發展將趨停滯，還會引起劇烈的社會動蕩，進一步激化國內各種矛盾，也就是說，經濟危機最小程度的緩和（可能根本就不會有緩和），將會以最大的政治風險為代價。
看起來如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美國，不能放棄債權的話（很顯然，放棄債權隻有很小一部分可能性），債務國集團采取聯合抵製的手段將是可能的。從長遠觀點看，這對於雙方都不是一個最好的解決辦法。唯一可行的，就是首先放寬期限，然後協商安排新的借貸，而這種借款必須以發展債務國經濟為著眼點，在經濟得到發展的基礎上，再行解決如何償還的問題。另外，世界上幾個主要債權國正在尋求債權股份化～分散債權的解決辦法，而幾個拉美主要債務國則於1987年5月提出了實行固定利息、債務問題不應受債權國經濟危機影響的要求。
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既是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又是上述問題得到合理解決的結果。
第四個問題是如何改善和增加對低層次國家的援助渠道。70年代的官方發展援助增加很快，從1970年的83億美元增至1980年的395億美元，年平均增長6%。其中石油輸出國組織增加最多，從4億美元一躍而至96億美元，年實際增長率達24%。但進入80年代以後，由於高層次國家的經濟不景氣和石油收入的銳減，官方發展援助重又迅速下跌，總數從1980年的395億美元減至1983年的359億，其中石油輸出國的官方淨撥付額從1981年的95億美元減至1983年的55億。在西方國家中，北歐各國以及法國一般能維持較高的比例，而其他國家，如美國，一直惜金如命，不肯按聯合國提出的標準援助低層次國家。同時，低層次國家由於種種困難，對發展援助的需求仍一直在擴大。如孟加拉國1982年進口的59%，國內總投資的90%都得依靠官方發展援助。①
發展援助的分配也存在很多問題。由國際組織參予的多邊援助，有65%分配給了最低層次國家，但在雙邊援助中，這個比例隻占35%。雙邊援助的對象之所以集中在一些中等層次的國家，一是由於政治上和曆史上捐款國與受援國存在不少的瓜葛，二是由於捐款國往往出於擴大雙邊貿易往來、增加自己出口機會的目的。聯邦德國的雙邊援助與增加出口的聯係較少，而日、加、英、法、美與出口相關的比例從60%（美）至80%（日）不等。1975年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上的第四、第五層次國家得到的援助最多，約人均11.6美元，而占世界人口40%以上的最低層次國家，所得援助每人平均隻有3.4美元。
由於官方發展援助的條件比一般商業性貸款要優惠得多，其中除部分為贈予外，對國際債務造成的壓力也相對較小，而且這部分資金對低層次國家關係重大，占了它們全部外來資金的40%（70年代初）到34.5%(80年代初)，所以，繼續提高援助額，並由國際社會合理進行分配，也就成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議題中人們所經常關注的內容之一，同時也是有可能得到較好安排的項目之一。
有一種“中心一外圍”模式的國際關係理論，對人們理解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合理性很富有啟迪意義。這一理論把世界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少數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處在世界的社會與經濟發展中心；另一部分則是非工業化的不發達國家，形成世界的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外圍或周邊上。“中心”國家都很富裕，握有多樣化的技術，生產多種產品與勞務，與多種不同類型的國家進行貿易。由於它們不依賴某一產品的出口，也不僅僅同某一國家進行貿易，因此不會被迫接受不利的貿易條件，能夠在同大多數國家的交易中處於有利地位。尤其是在同非工業化國家進行貿易時，它們都主要發展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型的工業，這需要大量的資本和較多的管理能力，多樣而複雜的技術，有知識有技能的勞動力，大批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所有這些，都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條件。
非工業化的“外圍”國家正處在完全相反的狀態中，彼之所長一概是此之所短，此之所短一概要依賴彼之所長，因此，它們隻能與“中心”的某一國家進行貿易向其出口單一的產品，向其進口一切工業製品與技術知識。它們將被迫接受不利的貿易條件，長期處於不利的國際經濟地位，用多倍的勞動即將成立，其中包括成立共同基金、國際農業發展基金、聯合國科技發展資金以及開發與管理海洋資源的組織機構。在製定《跨國公司行動準則》、《技術轉讓行動守則》，以及改進貿易普惠製和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方麵，也有了一些書麵協定。
但是，“77國集團”1979年提出的要求就五個具體經濟領域（包括資金、原料、能源、貿易和發展）舉行全球性談判的建議，仍然遭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的抵製，1981年的坎昆會議，也沒有如預期的那樣打破南北對話的僵局。已經取得的成果，其具體的實施政策仍然不理想。而到80年代中期以後，南北合作問題似乎更是被西方一些主要國家束之高閣，絲毫沒有認真研究解決的誠意。其原因，一一方麵是由於高層次的資本主義國家本身的經濟問題一片混亂，以至其無暇南顧，然而更主要的，是直至今日，南方低層次國家，尤其是經濟問題十分嚴重的大部分低層次國家，區域與國際合作都沒有取得有意義的進展，不能以統一的姿態向工業國家施加更大的壓力。
總之，全球的有效合作關係還遠遠沒有應客觀需要而建立起來，人類發展所麵臨的國際環境，如同它所麵臨的國內環境一樣，仍然大有改造的必要和改造的餘地。
現實似乎在告訴我們，要想建立起一種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可能是很少有指望的，至少在眼下的國際關係下是如此。低層次國家所可以指望的，一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國際社會尋找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二是為自己尋找盡可能多的朋友。然而必須記住：國與國之間交朋友為的是盡可能實行“公平交易”。低層次國家的經濟結構很不合理，又麵對著所謂“自由的”世界市場：初級產品的需求不振，而且沒有彈性。美國著名管理學教授彼得?德魯克關於“初級產品經濟和工業經濟相脫離”的發現，不無道理。低層次國家隻有設法改變自己的經濟結構，並努力同可以稱為朋友的國家擴大經濟關係。於是就有了區域合作的可能性。區域性的合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隻有在合作中，我們才能加快改造自己的經濟結構，部分地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然後，我們才能要求別人認真地考慮建立全球性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因此，在本章的末尾我們加上這樣一個結論：愈是要盡快完成向外向型經濟轉化的低層次國家，就愈是要盡快完成本國經濟的結構改造，否則隻能延緩而不能加快自己的發展速度，隻能加快而不能消除自己發展環境的惡化。
提倡開放條件下的自力更生精神，將是現代發展經濟學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