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富裕中的貧困：增長與極限
何文學素養極好、形象思維能力極強的人，如果請他描繪一下資本主義世界，描繪它的曆史，它的生活水平，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那他一定會說出一連串我們大家所熟悉的（即不準確又不形象的）字眼：發達、繁榮、畸形、光怪陸離、富裕、混亂，或者說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
確實，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資本主義世界本身就象幻影術，它時而以駿馬的雄姿出現：勻稱，步履穩健，不時踏蹄騰躍；時而又變得象一頭長頸鹿：失衡、呆滯，雖然有時也顯得腳步輕鬆自在，卻讓人擔心會不會因為長頸頂端的血管爆裂而倒斃。兒童還經常對它的長頸表示不放心，總覺得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折斷了。當然用駿馬和長頸鹿來描繪資本主義，也並非就算是形象化了。這裏隻能做一些屬於經濟學家本份的事情。
19世紀後半紀，是西方社會（包括北美國家）繁榮、高速增長和擴張的時代，是生產力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時代。進入20世紀，西方社會開始了人類自身的革命，開始了人類生活的革命。尤其是進入20世紀後半紀以後，這種革命的進程更為加快。據估計，新的社會生活在3年內所發生的變化，相當於本世紀初30年的變化，相當於牛頓以前時代30（J年的變化，相當於石器時代的3000年的變化。如果把人類的生活史劃為三個時期：遠古的原始人時期，中古的農業人時期，20世紀下半期的西方工業人時期，再細細區分他們的生命過程所包含的全部內容，那麼，結果見表l：①
這隻是一種粗線條的描繪，但是它說明，1．如果勞動時間減少和其他時間均在延長，那就表明勞動生產力極大地提高，表明社會財富極大的湧流，表明物質基礎的深化；2．如果將睡眠、吃飯時間也一並計入閑逸、自由活動時間中去，那麼其他項目時間的增加，表明人類本身的高度發展；3．學習時間與創造時間的延長，既是人類發展之必需，也是現代化社會發展的保證，這兩部分在一生時間內所占的比例越大，社會與人離現代化標準就越近； 4．時間分配結構大體上可以表示工資收入的使用結構；0．表中的農業人大致以普通自耕農為模特兒，工業人則以中等水平的工資勞動者為模特兒。
我們還可以順著這個思路，研究一下西方世界“中等水平”的人的生活內容。壽命的延長，無非可以說明以下問題：營養改善，醫療水平提高，體育活動較為普及，生活環境較為安定，相比之下，低層次國家和地區男女人口的平均壽命隻有50歲上下。關於營養改善，有一些數字可以說明問題：西方國家妊娠期婦女的營養平均要超過不發達地區的6倍，因此，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新生嬰兒平均體重達3.4公斤，而印度是2.7公斤。發達國家每人每天攝取熱量達3340卡，超過人體需要的31”%，而不發達地區則低於人體需要的標準。按照常規，成年人每天隻要吸收動物蛋白質40克就足夠生理發育所需，而在70年代中期，34個發達國家中竟然有32個國家人均每天攝取的動物蛋白質超過了80克。新西蘭人因為早飯也離不開牛排，每人平均的動物蛋白質攝入量達到了107克。美國人和蘇聯人達105克。在不發達地區，每人每天大約隻能攝入穀物蛋白質50克左右，而這種蛋白質人體每天的需要量為62克。與壽命延長直接相關的因素是醫療衛生狀況。資料表明，歐洲每480人左右能分攤1名醫生，而拉美地區則是12 00人中有1名醫生，亞洲大約要3000 -1000()人，非洲在10000人以上，埃塞俄比亞競達65000人。①
再看一下勞動時間的縮減趨勢。除了生命期延長這一因素，勞動時間的縮短是人生其他活動時間延長的唯一源泉。我們可以假定在近10—20年內，人類睡眠和生命期都是穩定不變的，那麼，西方工人從每周6個勞動日減到5個，甚至4個，每天勞動時間從8小時減為7小時、6小時甚至5小時，這可以說明三個問題，一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二是收入以更大的比例增長，三是農業勞動人口的減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含的意義較為複雜，如技術進步，管理製度改善，工人受教育程度提高等等，這裏不能一一舉例說明。我們可以用有關美國製造業的幾組數字來加以籠統的圖解。④（見表2）
據統計，資本主義國家50-70年代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以日本為最迅速，達8.8%，西德為4.4%，法國為4.3%，美國為3.2%，英國為2.6%。隻有勞動生產率的這種穩定、快速地提高，才能越來越有效地節約資源，以較少的投入換取較大的產出，才能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和生活水平。下表列出了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與物價對比的工人工資增長水平。（見表3）：②
可以看出，在這幾年中，日本工人的實際收入增長最快，法國次之，往下是西德、英國、美國。實際上，英國的經濟發展較為困難，而日本、西德，都有戰後恢複的問題，生活質量的改善是近20年發生的事，隻有法國和美國的基礎較好，生活水平在質量上提高很快，又因為法國收入水平的高低差距不如美國大，所以美國擁有了世界上最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也存在著西方世界最肮髒的貧民窟。
現在不管準都承認，西方物質文明的進步，主要地依靠了社會文化和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即人的壽命期內的“學習時間”和“創造時間”的大幅度增加，沒有人能否認，這種提高和增加在西方世界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到1970年，全世界用於教育的經費中，發達國家為14 90億美元，不發達地區用了120億美元。就是說，後者的學生人數占了世界總學生人數的一半以上（人均入學率很低），所用經費卻不到世界總教育費用的8%。在美國，從1955年到19 70年，科學研究經費由104.4億美元增加到285.1億美元，即增加了1.8倍，它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5%提高到2.7%，占世界第一位。19 71年，美國用於“研究和發展”的費用達27.3億美元，為日本、西德、法國和英國科研費用總和的1.8倍。lq50-1970年，美國政府、私人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雇傭的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由56萬人增至160萬人。1949-1973年，美國吸收了外國移民科學家、工程師、醫生等達18萬人。差不多同期，美國技術人員由450萬人增加到1260萬人，熟練技工在體力勞動者總數中的比重由33%上升到40%。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日本，則堅定不移地將“吸收性戰略”奉為國策，引進西方技術和進行學術、研究項目的交流。1950-1975年中，日本共引進國外技術25777項，其中50年代每年平均23 3項，60年代增至1090項，70年代竟達2091項。日本的學習和創造時間的很大一部分，花在情報信息科學上，全國第一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都被政府動員起來從事這項工作。同時，日本注意了兩個層次的教育發展：國民基礎教育（用以提高對先進技術的吸收力）和高等教育（用以提高再創造力）。70年代中的日本普及了高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上過大學。
資本主義世界的現代化大廈，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了。
然而，世界上並不存在永久性的大廈。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高速增長，尤其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這座大廈已在悄悄地風化，其外圍已有剝落的跡象。19 72年的某一天，整座大廈中的居民都從一場惡夢中被驚醒：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梅多斯。應羅馬俱樂部之請，出版了他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該報告聲稱，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是存在極限的，全世界都應立即采用零增長模型，否則，人類末日將指日可待。雖然，人類用幾千年時間所創造的文明史絕對不會被這樣～場惡夢所打斷，資本主義世界的人們很快就安寧了下來。但是，餘悸並沒有完全消除，問題到底還是存在的。
第一個問題關於不能再生資源的使用。盡管“新技術革命”論者對這場革命是否能在最短時期內展開持樂觀態度，但直到現在，生產能力的進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要靠更多的消耗自然資源來取得。如已知的鐵礦石儲量，按目前的消耗量計算，可使用240年，如消耗量每年增加1.8%．則在93年內將用完。預計在19 70年到2000年之間，全世界銅的需要量將增加4.8倍，鐵礦砂的需要量將增加4.7倍，石油5.2倍，天然氣4.5倍，煤5.o倍-。即使假定本世紀末使用後資源的回收能力可以增加55%+礦產資源可以有更新的、更合理的和更經濟的使用方法，20世紀最後的30年所消耗的礦產資源，預計仍然要比整個文明史以來所消耗的資源大3～4倍。就石油和天然氣來說，19 50年以後年消耗率增加為7.8 9i，每9年增加1倍。如果全世界農業都采用先進的耕作方法，那麼農業中的能源投放量就要占世界能源產量的五分之一。④生活用能源也在成倍增長。總之，經濟發展要以犧牲更多的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為代價。麵對如此巨大的能源耗費，即使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足以應付深度開采的需要，但會不會引起更為嚴重的生態破壞？如何解決全世界資源分布不勻的問題？誰也無法從美、蘇境內任意取走哪怕是極少量的煤、石油和天然氣。除非付出越來越大的代價，或者在找到新的替代能源以前，真的把西方世界的經濟發展停頓下來。
第二個問題關於環境汙染。經驗表明，撇開其他因素，人口增長、農業經營、工業發展和技術的進步都是與汙染同步增長的。目前95%的工業能源是由石化燃料產生，它們在燃燒時，產生二氧化碳，這種二氧化碳現在每年已達200億噸，並以每年0.2%的速度增長著。這些二氧化碳的一半為海水吸收，一半存於大氣之中，於是，海水與空氣同時受到了汙染，並由於“暖房作用”而使世界平均氣溫大大升高，帶來更大的自然災害。如果以全部原子能代替石化燃料，那麼會產生廢熱能汙染和放射性廢料的汙染。人們至今無法確知地球上自然生態平衡被打亂和環境承受汙染的極限是多少，不知道地球氣候的逆轉點在哪裏，不知道植物、魚類和人類能吸收多大劑量的放射性物質、鉛、汞或殺蟲劑，而不致毀滅各種生命體。如果把汙染當作對自然環境的一種消費，當作生產發展的必須投入量，當作經濟增長的…種社會成本，那麼，為了人類自身的安全，能否在不影響改善生活質量的前提下，限製這種消費？減少這種投入量？降低這種成本？或者為了保障安全或提高安全度，將人類的生活質量予以凍結、降低？
第三個問題關於資本主義世界越來越嚴重的通貨膨脹。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理解，通貨膨脹是指物價總水平以相當幅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持續上升，所以，這種通貨膨脹在50～60年代是不算很嚴重的，有時還是西方國家政府為了填平“有效需求”的不足而故意製造出來的。但到了70年代以後，有效需求大幅度增加，隻能拉動通貨膨脹而不能拉動生產增長了，於是就有了“停滯膨脹”一說。經濟增長總是駐足不前，時常還有較大的下降，而通貨膨脹倒由“爬行式”變成了“奔馬式”。情況見下表。表6：戰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和消費物價的年平均增長率(%)
根據英國保守黨政府的貨幣主義理淪以及美國裏根政府的供應學派政策的執行情況來看，用壓低貨幣供給量、抬高利率、削減政府財政支出和其他支出等多管齊下的辦法，對緩和通貨膨脹確實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大約在1983年以前的英國、1983年以後的美國，通貨膨脹率都降到了曆史較低水平。但這也從一個角度證明了，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僅僅對通貨膨脹產生了重大影響。另一方麵?近幾年低通貨膨脹率的代價是失業率的急劇上升（主要在英國），以及1985年在經濟一度複蘇後又重新出現了低增長率的跡象（主要在美國）。看來，這種連續而強硬的“緊”的政策，正在遇到強烈的反對氣氛，社會壓力也在加大。最明顯的，就是裏根政府在1985 --1986年間製造出了創紀錄的預算和國際收支赤字，這種財政赤字預示著爆發更大規模通貨膨脹的危險性——如果裏根政府不想犧牲經濟增長率的話。
麵對著這種進退維穀的局麵，西方世界又將如之奈何？
第四個問題是失業。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在全國範圍內實現最大限度的充分就業，是國家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職能和目標之一。之所以會形成這種說法，是因為西方世界最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到了6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國家中間，日本的失業率一直是最低的，戰後30年內，除美國、意大利、加拿大的失業率始終保持較高紀錄外，一般還沒有形成十分嚴重的問題。但到70年代末期以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失業率普遍上升：1978年，美國是’6 010，西德是4.4%，英國是6.2%，意大利是7.2%．加拿大是8.4%，澳大利亞是6.3%，連日本也上升到了30年裏最高水平一一2?2lYo的失業率。80年代初期失業率更是直線上升，有形成大危機之勢。對於失業率問題的理論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有機構成提高，使可變資本在總資本構成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即資本主義生產越發展，失業工人將會越多（勞動者隊伍本身也在擴大）；資產階級的觀點有所謂結構性失業、磨擦性失業等等。但有一點}人識是共同的：失業隊伍的存在，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安寧是個威脅，失業造成了工人階級的貧困，造成了國民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平等，造成了社會局勢的動蕩，同時也對資產階級政府中的執政黨造成政治壓力。更重要的是失業引起罷工，罷工造成了企業利潤（主要是大企業）的巨大損失：在美國和英國這樣的國家裏，工人罷工鬥爭使全國每年要損失幾千萬個工作日，罷工者平均每人每年有半個月上下的時間處在罷工狀態中。這真是一大難題：資本主義製度解決不了失業問題，但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又不能不正視失業問題。
資源耗竭，環境汙染，通貨膨脹，失業危機，等
二 貧困中的富裕：進步與滯後
對於地球上的另一部分居民來說，也有貧困與富裕這樣一些經濟學難題有待解答。如果把第三層次以下的國家一律劃為發展中國家，那麼這些國家中當然既有富裕，也有貧困，隻是這裏的富裕與貧困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個了解發展中國家的人，當他漫步在這些國家的一些現代化大城市裏，就不免會感慨係之：貧困中的富裕。
從資本主義浪潮開始興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若幹年，現在的發展中國家，幾乎無一不處在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控製之下。當然，殖民主義的統治也給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帶來了強大的刺激力量。在有些地方，正是由於這種力量，才使當地原有封建的，甚至是原始的經濟組織被粉碎殆盡，原來與外界隔絕的口袋被劃開了一道口子，新的經濟生命得以由此而成長、發育起來。但更重要的問題不在這裏。幾百年的殖民製度，給那些地方的民族經濟進一步按照西方模式的成長捆上一道道鎖鏈，留下了窒息民族經濟的不合理的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所帶來的消極意義，就象魔鬼的陰影，使這些當年的殖民地國家至今不能擺脫。其中最嚴重者，莫過於對外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依賴、農村的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經濟結構畸形和叱例失調、生產力與經濟中心的布局不合理這樣幾項。目前，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頻頻遭受世界經濟危機、世界市場價格波動的衝擊，承受著沉重的土地改革壓力，麵臨盡快調整國民經濟產業部門、結構的任務，生產力與經濟布局的不合理趨勢日益嚴重，等等，就是由上述因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