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晚上，7國聯軍統帥開始研究進攻北京的戰略部署。此時，北京城內正上演著庚子年間的最後一場鬧劇。
連殺五臣，永遠正確的證明
聽到聯軍北上消息，紫禁城內一派恐慌。40年前，大清朝的勁旅未能阻擋住英法兩國的聯軍，今天，滿朝文武都預料到，北京城被攻破的日子已經越來越近了。
在這嚴峻時刻，主戰派和主和派都在悄悄地想著心事和後事。
無論從何種角度看，主和派都感到了真理在手的喜悅。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一旦宣戰，不可收拾。這不是我們早就預料的後果嗎？他們開始考慮如何促使這個發瘋地轉動的車輪到此停下來，否則它必然墜入深淵。有朝一日，理智與激情終將徹底分手。等著吧，今後的爛攤子還要我們來收拾呢！
以載漪為首的主戰派嘿嘿地冷笑了。想把真理顛倒過來，夢想！在這瘋狂的賭盤上，他如果不贏，便會滅亡。他要有一次最後的拚死的掙紮，讓它產生巨大的力量。你說你是真理在握，但我能封住你的嘴巴。在中國的曆史上，許多自以為真理在握的人都被送上了斷頭台，那原因不是別的，隻為了免得他們把事情的真相告訴子孫後代。死人的嘴巴最嚴！於是，與深淵近在咫尺的載漪們，以豁出去勇氣撲向主和派，仿佛一頭被圍獵的鹿撲向獵人。
他命令他的死黨們擬定一份殺人名單。死黨們領會了他們主子的意圖，決定在即將失敗的最後時刻，有5個人必須死。這5個人是：
――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
當這份名單交到太上皇載漪手中時，他不勝詫異：就是這麼幾個大臣嗎？最高的官職也不過是個部長。多渺小的對手！如果他們當初能緊緊跟著他載漪的旗幟前進，將來也許會有更好的前途。但現在，他們必須謝幕了。
由於兒子成了皇儲，載漪成了僅次於慈禧太後的二號人物，第二把手。這就是說，除了上麵還有一個主子，他的權力是無限的。凡是違抗他的意旨，抵製他獨斷專行的虛榮心，都能被他打發歸天。
我們不能說這位大人物不熱愛德行。不，他熱烈而執著地愛著自己的德行，別人隻要有一次同他意見分歧，他都不會饒恕寬容。這“德行”偏執而狂熱，拒絕任何妥協，連他的敵人屈膝投降他都不予認可。哪怕從政治上考慮極端需要妥協，執著的仇恨和剛愎的驕傲都不容他讓步。
名單上的這5個人，他都認識。自從朝廷開始討論戰與和的時候，他們就同他作對。看來，這5個人蔑視並憎恨他，如同堅定憎恨機巧，不渝的忠貞憎恨見利忘義。現在，他們正確了，而他載漪，看來要錯了。那麼，他們該死了！
有史料說，殺死這5個人的諭令都是載漪偽造的，慈禧太後並不知道。這是不確的。無論載漪如何看不起這5個人，一下子殺死5位部委級的領導幹部，都不是一件可以隱瞞的小事情。不！慈禧知道這件事情。而且，她批準了這件事情。其動機，和載漪的一樣。
西方聯軍就要攻破紫禁城了。她，力主向西方宣戰的最高領袖，正以令人驚異的審慎和十倍的精力準備最後一次決戰。在首都，凡是還能使喚得動武器和騎得了馬的人征召一空；成千上萬的人在夜以繼日地鍛冶馬刀，鑄造大炮，一切值得懷疑的人都要攆走，一切可疑分子都得嚴密監視。在這種時刻，可容不得一點仁慈。就要與西方的侵略軍決戰了，幾乎沒有勝利的可能。但越是這樣，越是要考慮到失敗後的每一個偶然因素，以防患於未然。而今後最需要防患的，就是那些因自己的失敗而證明了他們的正確的人！他們是最危險的。他們會向未來出具證明，把她，慈禧太後，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過去，她沒有理睬他們，那隻是因為自己還有力量管住他們。但是現在，要失敗了，她沒有信心了，希望消彌隱患。是的，她批準了這最後的屠殺：可不能把任何一個潛在的敵人留在自己的後方。
袁昶和許景澄幾乎同時被捕。
那天是7月29日，許景澄起得很早，北京城內，義和團們還沒開始喧鬧，是難得的清靜時刻。他吃了早飯，坐在書房中與一位來客閑談了一會兒，然後招呼仆人駕車，說：“我要到總署去了。”許景澄的官職是禮部侍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交部）大臣是他的兼差。然而，當此動亂之秋，他的兼差更重要。
還沒來得及整好衣冠，忽然，仆人拿來一張名片說，有客求見。許景澄看了看名片上的姓名，是個平時不認識的人。於是令仆人出去說：“我就要到總署去，有要事，現在沒功夫接見來人。”
仆人出去了，不一會兒又進來了。仆人說，那個來的人說他就是總署的聽差武弁，奉慶王的命令，請許景澄大人立刻入署，有重要的公務等他商量。
於是許景澄出去見了來人，站著談了幾句話，那個人就走了。許景澄回到房間，一邊穿戴衣冠，一邊對一位客人說“昨天晚上分手時，沒聽說有何要事，為什麼今日要聚集呢？”
那位客人說：“想必有事。您走以後，我想到城外去看看外麵有什麼消息。”說著，走出門，不一會兒又回來了，說：“那個請您去總署的來人還沒走，剛才我見他正在門外東張西望，這很讓人疑惑呀。而且總署武弁數人，我幾乎都認識，從來沒見過這個人！請您多帶一些人去，或有不測，您可以讓他們回來報個信。”
許景澄聽罷，一笑置之，未以為意。
但許景澄的車子剛出胡同口，那個武弁便一揮手，來了一大幫子人，簇擁著許景澄的車駕走了。
許景澄問：這是怎麼回事？
那人道：“議事在提署，不在總署也。”
不一會兒，來到步軍統領衙門。那個武弁立刻攙扶許景澄下車，又一揮手，讓跟班的人都回去，說：“這裏有人伺奉許大人，不需要你們啦！”
許景澄走進衙門，被引到一所很小的房間內，剛進去，就聽到門外落鎖的聲音。他剛要喊叫，忽然聽到隔壁室內也有一人正在大聲叱嗬。仔細聽，是袁昶的聲音，但不得相見。
那些跟班的人回府後，許府的那位客人大驚，急忙來到軍機大臣王文韶的府上探聞消息，並請其救援。王文韶不信，說：“剛才入朝奏事時，並沒有這樣的諭旨，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那位客人奔走了一夜，什麼消息也沒打探到。直到淩晨，才得知許景澄和袁昶都被押送刑部了。又聽說，刑部已經得到諭旨，要他們“預備紅絨繩”。他一聽就嚇呆了：清朝刑律，隻有當朝廷大臣臨刑時，才用紅絨繩捆綁呀！
但在刑部大牢，許景澄和袁昶終於見麵了。袁昶拉著許景澄的手說：“人生百年，終須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我所不明白的是，我們究竟犯了什麼罪，他們一定要置於死地呀！”
許景澄笑著說：“我們死了以後就知道了，你何必這麼計較呢。”
實際上，他們應該清楚死因。就在幾天前，袁昶和許景澄聯名上了奏折：大局糜爛，請太後殺縱容義和團暴亂的大臣。誰都清楚，他們指的是載漪、剛毅等權傾當朝的大臣。
當其時，許景澄是清政府中最熟悉洋務的外交官員，早先曾擔任駐法、德、意、荷、奧五國公使，兼任比利時公使，後又改任駐俄、德、奧、荷四國公使，後任駐德公使。1898年的戊戌政變後，他被授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兼禮部左待郎。在中法戰爭中，他堅決主戰，認為“戰事將成，非嚴防不足以阻敵謀，非持久不足以收戰效。”而到庚子事變時，他卻堅決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