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明白如此，今日卻中風疾走，原因何在？
很簡單。當年，慈禧能忍耐的是“公仇”，是國家的仇恨，這時，她的理性在指導著她的行為。而今天，她不能忍受的是“私憤”，是她個人與西方的仇恨，這時，她的理性忽然泯滅，她的冷靜忽然消失，她被感情主宰了。“公仇”能忍，“私憤”不能忍――晚清中國史上一次接一次的中外戰爭，我們是否都能看到這樣的特征呢？
那一時的迷狂就是這樣產生的。慈禧本來就是個迷信的人，但在過去，那迷信不過用於宮廷的占卜，用於對自己個人命運的抉擇，而今天，迷信卻用於對國家命運的定奪，用於製定國策，其危險可想而知。
應該說，慈禧的這種迷狂，她的大臣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她是個深居簡出的人，最多的時候，不過在頤和園內那艘永不航行的石舫前鬱鬱徘徊，幻想著它總有一天乘風破浪，成為驅趕帝國主義的戰船。是大臣們報給她的一係列有關義和團的信息，使她覺得這已經不再是幻想，而是馬上就可以實現的現實。
義和團一心滅洋並且可能戰無不勝的信息顯然鼓舞了她。
義和團最討厭的洋貨，如洋燈、洋瓷杯，隻要看見，就怒不可遏，必毀之而後快。他們進入北京後，每天閑遊市中，隻要見到有銷售洋貨的，看見有穿著緊衣窄袖的人，甚至看見有模仿洋式的物品，或者雖然是中國的東西，但上麵卻有洋字――所有這樣的東西這樣的人，都一律毀之殺之。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隻有洋錢。香煙是西洋來的，眼鏡是西洋來的，洋傘、洋襪，也是西洋來的，隻要看見有人使用，東西毀滅，人抓起來，“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身帶鉛筆、洋紙，被義和團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有一個人，“帶有洋書兩箱”，也被義和團眾用刀砍死。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一家八口人，一律被砍死刀下”。對慈禧來說，當她聽到看到這樣的對西洋生活方式的破壞，內心生發出的是喜悅，還是對愚昧行為的不解？顯然是前者。她要讓自己統治下的意識形態一統江山，破壞得過頭一點，又算得了什麼！
義和團的揭帖每天都送到慈禧的麵前，她看到，義和團所聲稱的是，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都不饒放”。至於鐵路、火車、電線、機器，更是他們首先攻擊的對象。她欣慰地看到，在這個大清國，這麼多年來，隻有義和團最堅決地表示了與“洋”決絕的行動。它體現在中華民族在修辭學方麵的愛好――為“洋名稱”改名：“洋藥”改稱“土藥”，“洋貨”改稱“廣貨”，“東洋車”改稱“太平車”，“洋錢”改成“鬼鈔”，“洋炮”改稱“鬼銃”，“鐵路”改稱“鐵蜈蚣”，“電線”改稱“千裏杆”，“交民巷”改稱“切洋雞鳴街”，改“洋”字為，其意水火交攻也。改清字為，其意為“服清”也。這在今天看來可笑而不合時宜的行動，在當年是革命的行動，並在以後的曆史中，又一次接一次地重演。
當然，如果僅僅是這樣的破壞，也不能讓人放心。在革命的破壞之後，慈禧還期待著更多的東西。而這些東西，看來義和團也可以毫無困難地送給她。例如“戰勝外國侵略者”。即使在頤和園中，她也能聽到義和團們如此鼓舞人心的“詩歌”：
兵法易，助學拳，要擯鬼子不費難。
挑鐵道，把線砍，旋再毀壞大輪船。
大法國，心膽寒，英吉俄羅勢蕭然。
一概鬼子今殺盡，大清一統慶升平。
瞧，這是多麼容易的事情呀！當然，義和團曾經殺官兵，但他們並非真要反叛朝廷。慈禧更加欣慰地看到，義和團根本不是有意和她的朝廷過不去，簡直就是在幫助她清理朝廷裏麵的蛀蟲，而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是多麼地令人感動呀：
是一幫贓與汙，竟把清朝弄壞，
不料城門大開，吾等暗使文武材，
感動人心槍刀排，扶保大清不壞。
可喜天子不受害，官敗民不敗。
自帶口糧來，除國之大害。
而且，這次民眾的暴動，意然與曆史上所有的農民運動都不一樣。義和團根本不想要大清的江山。有一次，載漪帶來的一幫義和團為她進行降神附體的表演，其中一個義和團員扮演的是慈禧最喜歡的《三國演義》中的關羽。她聽到關雲長憤慨地說道：“那洋人欺壓我大清太甚！”聽到這裏，慈禧簡直感動得熱淚盈眶。她看到了義和團的旗幟，上麵寫的是“奉旨義和團”，已經是向朝廷掛號後的正式組織。他們是那樣的大公無私，一心一意地就想幹一點有利於大清江山社稷的事情，幹完了，他們就會老老實實地回老家去繼續種田：
我皇即日複大柄，
義和團民是忠臣。
待等逐盡洋人後，
即當回轉舊山林。
史載：“慈禧太後見義和團如此奮勇，甚為驚異。”雖然義和團在北京搞得太鬧了，太吵了――“太後現移居寧壽宮，因外麵喧囂之聲時達西苑，不能安睡也。”――但她的心中卻對義和團充滿了由衷的期待。
這天是1900年6月18日，她“第三次召見王大臣等，議和戰”，仍然沒有議出個所以然來。但她已經不在乎朝廷大臣們怎麼議、怎麼說了。她的心中已經有了定盤的星，隻等待義和團把他們的神通證明一下，便可以有恃無恐地向西方世界宣戰了！
真是天從人願。義和團居然把他們可以打敗帝國主義的證明送來了。
是直隸總督榮祿送來的。今天，6月19日，正在朝廷為戰為和而舉棋不定的時候，榮祿送來了《大沽口炮台緊急情況折》，其中轉述了法國駐天津總領事杜士蘭的一份《照會》。這份重要的《照會》，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原文，隻有榮祿在奏折中的轉述：
奴才於本月二十一日（公曆6月18日）接到法國總領事杜士蘭照會，各國現駐大沽口外水師提督、統領等，托由該總領事轉致公文一件。因為時刻促迫，來不及譯成華文，其要意，乃各國水師提督、統領，限我們於明日早晨兩點鍾時，將大沽口各炮台，交給他們收管，逾此時刻，不願善交，那麼，各國水師提督、統領，就會以武力占據。
在這份告急奏折中，榮祿還特別指明，杜士蘭奏折“注明是二十日發出的，但二十一日卯刻始行送到。照會內容說，今日（18日）早兩點鍾把照會交給我們，但照會到達時，已逾時刻。這是他們的狡詐呀！”
據軍機處檔案載，榮祿此折以“六百裏加急”到達北京，“呈上慈目”。我們已經知道，在此之前，16日、17日、18日，慈禧已經連續3次召開了禦前會議，討論戰守事宜。但討論來討論去，一直未最後確定下來。照會的到來，更堅定了慈禧與列強決裂的決心。因此，當天，朝廷給西方駐京使館的照會說：
中國與各國向來友好，乃各水師提督遽有占據炮台之說，顯係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現在京城拳會紛起，人情浮動，貴使臣及眷屬人等……應請於二十四點鍾之內帶同使館牟兵等妥為約束，即速起行，前赴天津。
同日，清廷以八百裏特快公文寄諭直隸總督裕祿，稱事機緊迫，兵釁已開，“該督須急招義勇，團結民心，幫助官兵，節節防護抵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