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載漪成了未來的太上皇，他，榮祿，政府的首腦，眼瞅著自己的權柄一天天被削弱了。他看到，慈禧太後對他的態度也大不如前，似乎覺得，沒有你這個榮祿大人在前麵執鞭提蹬，她的馬兒一樣跑得好。虎神營給了載漪。這沒什麼，是他榮祿用它來換載漪的交情的。但外交部（總署）也給了載漪，這可不是他榮祿情願的。很快，紫禁城的五門提督官職，都給載漪的哥兒們拿走了。如今是載漪掌管著紫禁城的鑰匙。再這樣下去，他拱手交出全部軍權的時候就要到了。這一切，都是慈禧對他的信任度減弱的結果。
這可不好。這很危險。這簡直是要榮祿的命嘛！曆來隻有政變，隻有風雲變幻，才使榮祿青雲直上。所以他若無其事，矜持自重，不動聲色；他慢慢地、深深地呼吸，仿佛摔跤運動員麵臨著搏鬥，等待著他出手的時刻。
機會終於來了。他“收到”了那封“洋人照會”。他一眼就看出了那是偽造的照會。但他更看出了那照會的利用價值。是的，羅嘉傑是他榮祿的人，這樣重要的信息是他榮祿派人打探來的。他榮祿可以對任何事情都漫不經心，可是太後啊，你瞧，我的這顆心，不是永遠都在你這一邊嗎？
他想到過他這樣做的後果嗎？應該想到。但在他心中，一個國家的沉浮，遠沒有他自己的沉浮來得重要。這是政客的悲劇：他在政治陰謀中可以顯露非凡的智慧，但卻永遠缺少一種品質，一種關鍵性的最崇高最純潔的品質――為了國家的命運暫時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利益。
好啦，不必再說下去啦。這是大清朝的宿命：當它需要一個能夠決定命運的大臣，有一種決定命運的品質的時候，它發現，它得不到。命運不再保佑它。它被這個神秘的偶然因素用力一推。它看到了前麵的深淵。
1900年6月17日，凝聚已久的烏雲終於迸發出雷電。看到“洋人照會”的慈禧立刻召開了第二次政府首腦擴大會議，是為第二次禦前會議。
群臣是被“急詔入見”的，地點不變，仍然是在儀鸞殿。除了載漪和榮祿，沒人知道會議的主題。而慈禧撕掉了一切掩飾，會議開始，立刻宣諭：
剛才，我得到洋人照會四條：
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
二、代收各省錢糧；
三、代掌天下兵權。
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就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麵目見列祖列宗。反正不過是滅亡，一戰而亡，不是強於等死嗎？！
朝中大臣，過去很少看到太後如此激動，卻又不解：她說“洋人照會”四條，為什麼隻念了三條？但在領袖如此意誌、如此情景麵前，朝廷大臣，除了讚成，還會有另外的選擇嗎？
所有的大臣呼啦啦全部跪倒在地，齊聲高呼：“臣等願效死力。”
甚至有人哭出了聲。
太後也忽然泣下：“我本不要他們的命，此前還允許洋兵入城，保護使館。我一人違拂眾人的意思，壓服義和團，都是為他們。他們竟這樣報我！”
聲音也高昂起來：“如此，拚死一戰，強於受他們的欺侮！”
這時，徐桐遲到。他家居東交民巷公使館附近，義和團已經包圍了使館，他剛剛逃出來。太後一見，賀其平安。載漪的兄弟載瀾乘機奏聞太後：“臣適才發現，義和團練習時，忽見玉皇大帝降臨。請太後獎勵拳民之神功。”
慈禧大喜，道：“當年，則天武後當國之時，玉皇大帝也曾降臨，與今日之事一樣。既有神明護佑，我大清不難滅盡洋人。”
群情激昂，聲言決戰之聲，震撼殿宇。
太後於是高聲宣諭：“今日之事，你們各位大臣都聽到了。我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向洋人宣戰。戰爭結果，尚未可知。如果戰後，江山社稷仍然不保，諸公今日都在這裏，應當知道我的苦心，不要歸咎我一個人，說什麼皇太後斷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
群臣再次叩首，同聲宣誓：“臣等同心報國！”
《劍橋晚清中國史》在歸納這次禦前會議的結果時說：“中國在過去的衝突中甚至無法打敗一個西方國家，而現在根本不可能頂住西方列強的聯合遠征隊。但是，當事件成為一個有關慈禧太後名譽的問題，實際方麵的考慮已經降居其次。”
當天，義和團燒毀了京師最繁華的地帶：前門。大火衝天，延燒一日，據說是義和團燒大柵欄外國藥店引起，遂致延燒甚廣。前門一帶，銀行商店，俱成焦土。一位已退休在家的官員在日記中寫道：“火炎昆岡，玉石俱焚。”他似乎已經預見到大清朝最後的噩運。
然而，這一天，清政府並未發出《宣戰詔》。
它還在等什麼？
頤和園內鬼見愁，慈禧迷狂義和團
慈禧在等待一個實實在在的證明：義和團神功確實能把洋鬼子打敗。
在她的內心，向洋人宣戰，已成定局。但義和團似乎尚未證明他們在洋人麵前戰無不勝的能力。長期以來，她關注著義和團的所有信息。朝廷士大夫們紛紛向她獻策，都認為義和團“奇貨可居”，是打敗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殺手鐧。高居領袖位置的人，似乎永遠難以明白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當領袖已經流露出一種確定的傾向時，下屬的進言便多是諂媚逢迎了。慈禧正是走進了這樣的心理誤區。禦前會議上的逆耳忠言，她再也聽不進去。士大夫們的諂諛幹進，她覺得正確無比。
一個叫曾廉的知府和一個叫王文龍的編修，向太後貢獻了三條計策：“義和團的神功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可以攻占東交民巷，殺盡外國大使，這是上策。以義和團的力量，廢除洋人過去與中國簽訂的一切條約，命令洋人今後按照我們說的辦，這是中策。下策嘛，當然是先戰後和，這就沒什麼意思了。”對這樣的瘋話，慈禧認為，“還是中策最為有力。”
禦史徐道昆上奏：“朝廷擔憂洋人進攻，又會先占天津大沽炮台，挾我就範。有了義和團，這就不用擔心啦。洪鈞老祖已經在北京發出神諭，命令五條巨龍，封鎖大沽口。倘敵艦膽敢進攻，五條巨龍，會口吐光芒，光亮閃處，立消敵艦於無形。”義和團有如此神功，慈禧大感欣慰。
長期以來，史學界幾乎統一的說法是：慈禧對義和團僅僅是利用而已。這結論似乎有失偏頗。實際上，慈禧敢於同列強宣戰，與她深信義和團“法術可恃”密切相關。
這當然是一時的迷狂。但對一個領袖人物來說，倘若其一時的迷狂恰恰發生在最不該迷狂的時候，國家命運便因此而一發不可收拾了。
對西方人的仇恨，非自今日始。多數情況下，慈禧並不糊塗，至少懂得不能把雞蛋往石頭上碰。要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首先需要的是我們中國自己的自強――以經濟建設為綱，增強國力。20年前，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出使西方，向慈禧辭行，二人有一段對話：
曾紀澤：“我們中國的大臣也罷，人民也罷，都恨洋人，這是不用說的。但最根本的事情，是要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發憤自強，這樣才能達到目的。決不是燒毀一座鬼子的教堂，殺幾個西洋人，就算作是報了仇，雪了恨的。”
慈禧：“可不是嗎！我們和洋人的這種仇恨是一天也不能忘記的！但是最根本的，還是要我們自己慢慢地自強起來。你剛才的話，說得很明白，決不是殺一個外國人燒一間外國房子就算報了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