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既抵香港，八月十五日，駐香港日本領事上野季次郎即將康有為脫險赴港的事電告大隈重信。康本人亦於十六日致電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求救。電雲：“上廢，國危，奉密詔求救，敬請詣貴國。若見容，望電複，並賜保護。”八月二十四日大隈回電，令上野領事通知康有為，他可在日獲得保護。
時日本誌士宮崎寅藏在港，康有為因欲去日本，並希望日領事去見他，曾命人將此意告知宮崎。宮崎與宇佐君同至日領事館，麵見上野，探其意，遭領事拒絕。次日又往請，仍遭拒絕。第三次去時，上野領事不在，宮崎乃將康某之曆史記述留給上野，翌日，上野態度大變，函招宮崎前往，謂“欲以個人資格而訪康君於警署。”此事雖與宮崎奔走的關係不大，因日領事早知康有為的身份，然康有為至此方始與宮崎相見。宮崎記康當時形狀，“敝衣垢麵，愁眉雙鎖，直隱然惹俠士之同情。”
越數日，康有為恐新任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鐸對他不利，乃請宮崎“傳此意與大隈伯，而使勿受李，否則仆寧暫止行日本，而至英國。英國之歡迎於仆與貴國之歡迎等，仆所以背此厚意，不西轍而東其轅，以同種兄弟之國故也。”宮崎以康有為怯懦，頗表輕視，答以“堂堂日本國，偵探警察之嚴，為世界首屈一指，足以保護，至於去英去日，亦可先應英國之厚意，然後遊日本”。康有為原為故作激詞，至此無話可說，乃約宮崎與宇佐同行，宮崎即刻答應，並贈送康有為銀兩千金，康有為拒絕接受。
港督認為香港刺客太多，非安全之地，如能去日、英，對中國維新運動將有大益，甚讚成康有為去日本。九月初五日康遂偕同弟子、從者等六人，與宮崎、宇佐兩君，乘河內輪離港去日。
康有為在香港共留20日，臨行時，香港政府派便衣警察護送，所經之處，均密布警衛，抵碼頭後，由水上警察以小汽艇送上船。為防止刺客隱匿船上，河內輪不載其他中國人，可謂保護周密之至。香港政府除資助康有為家屬外，並贈康本人1000元為船資，日本領事上野君亦贈350元。九月十日晚抵達神戶，時正夜半，船泊於神戶港外，日官數人乘小艇一接，欲趁夜靜引康等登陸，然後導入警署。在警署內，康有為改裝易服，次日前往東京。
再說梁啟超最後一次麵見譚嗣同，從譚宅出來即往訪李提摩太，兩人議定由容閎去見美國公使，梁啟超去見日本公使，李提摩太往見英國公使。當時美使在西山，英使在北戴河，均無法晤及，隻有梁啟超見到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梁對日使寫出：“仆三日內即須赴市曹就死，願有兩事奉托，君若猶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林權助因事急，召通譯前來，代替筆談。梁啟超告知政變事，“請解皇帝之幽閉，使玉體安全，並救康有為氏。所說奉托之事，隻此二端。”林權助完全應允，並勸梁啟超隨時前來使館，當予救援。梁含淚而別。林權助乃將此事告知伊藤，伊藤亦願救他，並說：“梁這青年，是個非凡的家夥啊！真是個使人佩服的家夥。”
當晚，梁啟超果來，林權助與伊藤決意救他。伊藤說：“這是做了好事。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梁遂留於日本使館。八月初七日，譚嗣同來，勸梁啟超東遊，並托以所著之書及時文辭稿數冊，而自願就義，初十日譚遂被捕。捕前一日，日本誌士數輩，曾苦勸其東遊，他不聽。
林權助恐梁啟超久匿使館有所不便，決定送其去日。這時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正好在北京，林權助便將此事托付於他。八月初十日梁啟超剪去發辮，改著西服，與鄭永昌化裝成商人模樣，至天津車站月台時，被人發現，遭巡捕追蹤。他們即雇船，於夜十二時下白河，逃向塘沽，行抵新河附近時，被北洋大臣榮祿所派的小汽船快馬號追及。清兵二十餘名，疑康有為在內，不顧鄭永昌的抗議，用繩將鄭領事之船套住，欲拖向天津。雙方相持不下，清兵並躍登上船。翌晨七時，船到塘沽，遇日本大島軍艦。以林權助事先已電告該艦，鄭領事揮帽招呼，該艦即放下小艇。清兵見狀，倉皇返回快馬號，匆匆逃去。鄭領事送梁啟超登大島艦，並托艦長妥為保護。因快馬號回津報告，當局疑康有為已上大島艦，乃派王得勝、呂宗祥、聶士成率三十餘名士兵，於九時半抵塘沽停車場。聶士成盛怒，欲上軍艦捉拿康有為，鄭永昌峻拒。王得勝、呂宗祥從旁勸阻，聶士成始止。護理直隸總督袁世凱續派道員黃史鎮、總兵鎮源去塘沽交涉，又派陸軍教習洋員魏爾曼去日艦查探，“倭船堅不肯認，佯作不知康犯。”
八月十一日王照亦得日人之助，登上該艦。十七日，林權助電告外相大隈，謂梁啟超與王照二人已上大島艦，因須保密，不可將彼二人托由商船帶往日本，宜令大島艦開回日本，而另派一艦來津。次日，日本海軍大臣西鄉從道令大島艦開回日本軍港，須磨艦開往大沽。九月初一日，須磨艦已到，大島艦啟程返日。九月初三日，船抵日本。日本誌士平山吉伴行。
（摘自《戊戌百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