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英國官員聽了，才點頭道：“我乃英國領事館參讚濮蘭德。我國領事也知道先生是個維新誌士，助皇上變法維新甚力，決不致有弑上之事，而且深知先生是主張聯英抗俄，與敝國友好的；所以特命我以兵船前來援救先生，請先生快隨我過船。否則，進吳淞口時，上海道的清兵捕快就要上船來搜索了。”
康有為見有公文告示為證，決非假造，又見濮蘭德態度尚較誠懇，隻得隨他下船，轉到英國兵艦小艇上去躲避。他上了英國小艇之後，心情很亂，聽說皇上遇弑，也不知情況怎樣？又擔心廣東的父母，北京的兄弟和許多親人們的命運；而自己的前途也十分渺茫，生死未卜，今後更不知到何處去容身？他坐在小艇的船舷邊，望著茫茫的夜海，心事浩渺，不能自已，忙找出紙筆，首先寫成一首七絕。
忽灑龍嫠翳太陰，紫微光掩帝星沉，
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
寫好後，情猶未已，又急草了一份給正在廣州的門生弟子徐君勉的絕筆書，托他照看母親。信上寫道：
吾以救中國故，冒險圖變，竟至不測，命也。然神明何曾死哉？君勉為烈丈夫，吾有老母，謹以為托，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無變怠也。同門中誰能仗義，護持吾家吾國者，吾神明嘉之。任甫若存，並以為托。
孔子生二千四百七十五年即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九日有為絕筆告。
信寫完了，他內心仍很激動，又揮筆寫了一份絕命書：
我專為救中國，哀四萬萬人之艱難而思變法以救之，乃蒙此難。惟來此人世間，發願專為救人起見，期皆至於大同太平之治。將來生生世世，曆經無量劫，救此眾生，雖頻經患難，無有厭改。願我弟子、我後學，體吾此誌，亦以救人為事，雖經患難無改也。地球諸天，隨處現身，本無死理；至於無量數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乃理之常，出入其間，何足異哉！到此亦無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報，為可念耳！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九日，康長素遺筆。
寫好後，他又一一仔細瀏覽了一遍，才交給弟子李唐好好收藏，然後便站起身來，抓住船舷，想要蹈海而死，卻被李唐一把抱住了。船上的英國人也聞聲趕來，大家苦苦相勸，才把他自殺的念頭打消。
後來，康有為師徒二人又被轉移到了英國郵船巴特勒號上。
此時上海道蔡鈞，聽說康有為已經乘坐“重慶號”由津來滬，便派出兵船，裝載大批探捕武弁，開出吳淞口去，截攔“重慶號”，要求登輪搜索。隻因英國駐滬總領事拒絕簽署搜查證，所以遭到“重慶號”船長的拒絕。等到“重慶號”開進吳淞口停泊時，眾捕快上船抓人，康有為卻早已轉移走了。
蔡鈞見“重慶號”上沒有搜出康有為，知道已經轉移，急忙派人偵察，訪知康有為已經轉移到了英國郵船之上，便派出兩艘兵船，出海追捕。那英國艦隊也不示弱，派出兩艘兵艦夾船護送，並且還從威海衛調來主力艦護航。蔡鈞派來的兵船自知力量不敵，才轉回上海去了。
十四日夜晚，英國郵船巴特勒號抵達香港，康有為才脫離了危險，登岸後，暫時寄寓在英國巡捕房內。
此刻，他最擔心的是皇上和梁啟超、譚嗣同以及他的胞弟康廣仁等人的命運。
到達香港後，他就急著翻閱報紙。從香港收到的各地來電看，國內的局勢是很緊張的。《字林西報》傳單稱：“江漢關道出有賞格，拿獲康有為者，賞洋二千元，已見昨報。茲複探悉北洋榮中堂賞格，如有捉住康某者，賞洋三千元，而南洋劉製軍賞格則為二千元雲。”《中外日報》講的更加詳細：“據京師傳來專電雲：皇上病勢沉重，恐致不起。本月忽逢上諭，將康有為革職嚴拿，拘獲後就地正法。是日，京師九城門均派兵嚴守，如有形跡可疑之人，立即拘拿。現康有為之弟廣仁，已被拘獲，監禁刑部獄中，擬即日請旨正法雲。”《國聞報》也登有消息說：“有西人自北京來，傳述初六、七日中國朝局既變，即有某國駐京公使署中人，前往康氏弟子譚嗣同處，以外國使館可以設法保護之說勸之。譚嗣同曰：大丈夫不做事則已，做事則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國變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國以變法流血者，請自譚嗣同始！即糾靈敏十人謀大舉，事未作而被逮……”
這些消息，都令他心痛欲絕，五內不安。
自從受到皇上接見重用以來，他對光緒帝是很感戴的。他覺得光緒有求治之心，愛民之意，能兼采西方之所長，接受民權之思想，不弄權術，不逞粗暴，是一個理想的維新皇帝，立憲君主。如有良臣輔佐，無人掣肘，其成就決不致在日本明治天皇、英國伊麗莎白女王之下。而今遭遇事變，陷入慈禧魔掌，生死未卜，真令人惋惜之至！
梁啟超是他最心愛的弟子，英才慧敏，博聞強記，而文筆尤稱犀利，時年才26歲，正在青春有為之年，卻遭到了這樣的事變；萬一被害，不僅是整個民族之損失，而且也將成為他終身之憾事！
最令他牽腸掛肚的則是康廣仁的被捕。他隻有這一個同胞兄弟，從小相依為命，形影不離。這次廣仁的被捕，完全是受他的牽累。從各地報章評述來看，顯然是凶多吉少。慈禧、榮祿這些凶殘的政敵，抓不住他，便拿住他的兄弟泄忿，這是很令他痛恨的。同時，他也因廣仁的性命無法挽救，而感到無限焦慮和悲痛。
康有為逃到香港後，寓居上海虹口的廣東人聯名致函字林西報，請登如下的鳴謝啟事，“叩謝大英國水師提督、領事館，以及各國商民，愛我粵民之誠。”
康有為出走後，伊藤博文尚在北京。八月初九日（9月24日），李鴻章宴伊藤，席間談及康有為之事。李向伊藤說：倘使康有為逃往日本，“貴侯必能執獲送敝國懲辦。”伊藤答曰：“不然，康之所犯如係無關政務，或可遵照貴爵相所諭，若幹涉國政，照萬國公法，不能如是辦理，當亦貴爵相所深知。”這固然名正言順，但也可以看出伊藤的態度。隨伊藤來訪的伍加先生（大岡育造），時亦在座，對康有為深表同情。他說：“據仆愚見，與其將康有為搜拿懲辦，不如加以培植，以為振興中國進步。”這是一種很天真的想法。伊藤則比較了解世情，他對張元濟等人說：“一個國家要變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經過許多挫折才會成功。諸位有誌愛國，望善自保重。”不論他二人的說法如何，都充分表現他們很同情維新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