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主張不速開議院並不是他在百日維新中采取了“倒退”的行為，而是其變法思路是按照開民智、改官製、定憲法、開國會的進程“有次第”地推行。所以在百日維新前他致力於立學會、辦報刊，從事開民智的工作，到了百日維新時，才開始推出改官製的變法舉措，在光緒召見和總理衙門大臣垂詢時，他都強調“宜變法律，官製為先”，具體舉措便是設立“製度局”，這是一個輔佐光緒皇帝變法而兼有議政、行政職能的中樞機構，選拔維新人士參與決策有關新政事宜，下設12個推行新政的機關。隻是因遭到軍機大臣的抵製而未能成立。至於定憲法，開國會，實行君主立憲，那是待條件成熟後才能實現的遠期目標。
張之洞在《勸學篇？正權》中也認為“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說明他對西方的議會製度是有所了解的。他認為中國之所以還不能設立議院，一是因為民智未開，“中國士民至今安於困陋者尚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製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製器之要不聞。”二是缺乏有經濟實力的紳商，“家有中資者”乃得舉為議員，而今“華商素鮮巨資，華民又無遠誌。”因為缺乏設立議院的基礎，所以“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在關於設立議會所需要的社會條件上，他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看法並無多大分歧。
但是張之洞對議會政治的基礎“民權”卻持堅決反對的態度：“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為了反對在中國提倡民權，他還從“學理”上作了論證，對“民權”作過如下的詮釋：
考外洋民權之說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誤矣……泰西諸國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師習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違其法。政府所令，議員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謂之人人無自主之權則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
張之洞理解的“外洋民權”可歸結為三個要素：第一，實行議會製（“國有議院”）；第二，民眾有議政權利（“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第三，任何人都要受法律的製約（“君民皆不得違其法”）。
那麼，“民權”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呢？當時的人又是如何理解“民權”的呢？
“民權”一詞來自於日文，其意是指人民的權利，包括人民參政的權利（russrage）和人民的基本人權（civil rights）。日文中也有“民主”（democracy）一詞，是指國家主權屬於國民。當時一些維新人士多讚成“民權”而反對民主。陳熾在為鄭觀應《盛世危言》一書寫的序中曾說：“民主之製，犯上作亂之濫觴。”康有為、嚴複、黃遵憲對“民主”也都持反對態度。他們按照中國的文化傳統和語言習慣來理解，民主就意味著“人民做主”，具有激進的色彩；而“民權”意味著“人民的權利”，則可以理解為在保留君權的前提下，給人民以某些權利。19世紀後期中文詞彙中使用的“民主”一詞則來自中國的《尚書》《左傳》等經籍，本意為“民之主”，一些在華傳教士最先把人民選舉國家元首即“選舉民主”的國家稱為“民主之國。”1874年9月5日在上海出版的《萬國公報》第301卷，業已稱美、法、瑞士等國為“民主之國。”可見，19世紀後期中文詞彙使用的“民主”是特指人民選舉國家元首，嚴格意義上講還不是de-mocracy的意譯，而日文仍把democracy譯為“民主”。中文最初把democracy音譯為“德謨克拉西”，後來才意譯為“民主。”因此當時的維新人士認為“民權”是特指君主立憲製，“民主”則是指共和立憲製。“民權者，其國之君仍世襲其位，民主者，其國之君由民選立。”
張之洞針對有人把“民權”理解為“民攬其權”，“人人有自主之權”，而借此“犯上作亂”，因而對“民權”持反對態度，表現了政治上的保守傾向。不過，若“民權”是特指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製，張之洞所理解的“外洋民權”三要素，也大致不錯，而他反對一些維新人士所提倡的“民權”，又大致相當於陳熾所理解並反對的“民主。”難怪梁啟超在戊戌政變後一再強調“民權與民主二者，其訓詁絕異”，認為他們提倡的“民權”之所以為當道者不容，正是因其對“民權”的涵義產生了誤解：
吾儕之昌言民權，十年於茲矣，當道者憂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獸然，此無怪其然也，蓋由不知民權與民主之別，而謂言民權者，必以彼所戴之君主為仇，則其憂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憲，有民主之立憲，兩者同為民權，而所以馴致之途，亦有由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