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魯，字芝棟，亦稱子鈍，晚號芝田，陝西省陽泉縣人。“家素豐，後中落”，其父為生員，工花鳥，有“南田”之譽。伯魯由稟生“以優行貢成均”，中光緒十一年乙酉科舉人，次年聯捷成進士，入詞林，散館授職編修。1891年充辛卯科順天鄉試同考官，1894年又充甲午科山東鄉試副考官，旋擢山東道監察禦史。
在宋伯魯任京官期間，清政府已江河日下，政治十分腐敗，上下賄賂公行，軍備廢弛，吏治敗壞。宋伯魯對這種狀況痛心疾首，多次上書要朝廷澄清吏治整飭軍備。如光緒二十二年他曾先後三次上書，疏陳長江水師積弊，提出整頓辦法，以圖鞏固江防；奏參陝西地方官傅汝梅劣跡，請飭查辦；痛陳陝西商州一帶被災情形，請求朝廷派員賑撫，並建議懲處諱災不報的地方官員。為了防止官吏貪墨，他要求壓縮、嚴核工程開支，凡必須興建的重大工程，經勘估後，仍應交工部複核，以杜漏卮。宋伯魯的這一係列奏疏，都表明他早已對清廷腐敗政治不滿和對民瘼的關心。然而，宋伯魯由一個受傳統教育的封建士大夫轉變為維新派親密的合作者，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他目睹清政府在這次戰爭中慘遭失敗，“國勢頓挫，人心震疊”；民族危機變得十分嚴重，加上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的思想影響，使他痛切地感到：不改變舊法，中國是沒有出路的。他對於舊營壘的弊端看得更加清楚，指責執掌朝政者，“但知泥古，不知通今”，“談經術詞章則有餘，論艱難宏濟則不足”，抨擊洋務派大多是“齷齪之輩”，“操利權者多中飽，懷詐諼者必叵測”，因此，“終年談洋務而時局日棘也。”
宋伯魯急切地要求改變現狀。他一麵疏請變通科場舊製，一麵建議總理衙門廣泛頒印有裨實用的西學新書，並建議出使各國大臣博采精譯，推薦回國，以便溝通中西，開闊見聞，使“迂疏之士皆化為有用之才。”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沙俄等帝國主義接踵而至，中國民族危機更加嚴重。在康有為等維新派的策動下，宋伯魯於是年冬天，與閻7竹等人在京師積極籌劃組織“關學會。”該會之緣起略謂：有清二百多年來，官守成法，士耽俗學，終於釀成德發難端，鬧聚膠墨，英覬長江，耀兵舟山，俄艦麇集，養虎自衛。關中為“奧區神皋，天府四塞”，擬為陪都，然而“士僅知恥而鮮聲氣之求，民之奉法而乏勇敢之氣”，工窳商蹙，一無可恃，此種狀況，亟待改變。該會主張組織旅京的同鄉集會，研討新政，籌劃變法，並以京師為起點，“鳩聯桑梓”，帶動整個關中地區奮起維新。“關學會”以鮮明的愛國主義宗旨，吸引了許多有誌於改革的士大夫，為後來“保國會”的成立，在組織上作了準備。
當百日維新的高潮到來之際，宋伯魯十分活躍。他滿腔熱情地投入了這場政治改革。綜括他這一時期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不顧頑固派的堅決反對，大膽提出要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對封建政體實施改革。
宋伯魯的愛國主義思想有一顯著的特征，即認為要解脫民族的苦難，使國家臻於強盛，必須走向西方學習的道路，尤其是學習他們先進的政治製度。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八，他奏請清廷設立議政處，就充分反映了這種思想。
宋伯魯在這個奏折中明白提出議政處的宗旨，應“略師泰西議院之製。”他在該折的開頭部分即尖銳指出，封建專製製度的弊端，在於將國家大事“責諸數人，萬緒千端，決於一旦”，其結果往往是“揆諸時務，或似合而實離；施之天下，或始集（濟）而終殆”，於是導致了大局岌岌，不可收拾。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將國事交付議院商討，“蓋不虛衰則理不顯，不博采則事不明也。泰西上下議院深得此意，其所以強耳。”宋伯魯主張把議政處擺在“與軍機、邊界務兩處並重”的地位。議政員人選，由各省督撫舉薦“博通古今，洞曉時務，體用兼宏者各一人”，“由京官一品以上共舉十人”，“以三十員為限，月給薪水輪流住班。有事則集，不足則缺。”議政處的職能為：“凡國家大政大疑，皆先下議政處，以十日為限，急則三五日，議成上之軍機王大臣，不可則再議，軍機複核無異，乃上之皇上而裁斷施行焉。”他認為這樣便可以“合眾通才麵議一事，可決其算無遺策矣。”
顯然，宋伯魯設計的這個“議政處”，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議院頗有相似之處的，所不同的隻是它最終是對封建皇帝負責，“議政員”也非出自民選。因此，它實質上是一個類似於康有為提出的“製度局”一類的機構，其目的是要光緒皇帝拔擢維新誌士參與議政處，從而將守舊勢力架空，以利於新法的推行。所以這個建議必然遭到頑固派的反對，使光緒帝不得不將此折“留中。”然而，宋伯魯並未停止這方麵的努力。在光緒皇帝頒詔宣告維新不久，他再次遞折，要光緒帝采萬國良法，對於迂謬愚瞽的守舊派當“褫其一二以警天下”，並再次提出改革封建政體的建議：“臣考泰西論政，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蓋國之政體，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如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後體方成。”
宋伯魯在這裏表露了對資產階級國家三權分立政體的向往之情。他將清政府的現行體製與資產階級國家作了一番對比，提出“軍機為政府，跪對不過須臾，是僅為出納喉舌之人，而無論思經邦之實”，至於六部和總署，都是“行政守例之官，而一切條陳亦得與議，是以手足代謀思之任，五官乖宜，舉動失措。”他提出，要推行新政，當務之急是“開立議院隱於內廷，選天下通才入院辦事，皇上每日親臨，大臣派為參議，相與商榷，一意維新，草定章程，擬定憲法。”宋伯魯認為，隻要設立了立法院、議政處之類的機構，全國的誌士仁人一定會歡欣鼓舞，革弊起衰，指日可待，守舊之徒也會“洗心革麵，改轍易聽，而奉宣新法矣。”宋伯魯的這些建議，帶有資產階級民主色彩，它表達了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擺脫封建專製製度的束縛，把先進的政治思想引進中國的強烈願望和急切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