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譚嗣同和康有為在一些重要的政治主張上有矛盾，所以譚嗣同對康有為和其弟子梁啟超產生了嚴重的不滿情緒，他曾對別人說：“法是要變的，康、梁是萬不能用的，我們斷斷不可與他們共事。”譚嗣同考慮到當時由康有為提出的變法措施（包括替別人所寫奏折中提出的），還須補充更為切合現實需要的新內容，所以他在七月二十七日（8月12日）為光緒帝擬了一道值得注意的諭旨，謂“國家振興庶政，兼采西法，誠以為民主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較勤，實我未及。今士大夫昧於域外之觀者，幾若彼中全無條教，不知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主於為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屬，其精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其維護無遺。”指出目前之“改圖百度”，並不是“崇尚新奇”，乃是為了使“赤子”得到“康樂和親。”況且“各國環處，陵迫為憂，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而“不肖之官吏，與守舊之士大夫”，卻不明此理，“胥動浮言，使小民搖惑而驚恐”，必須切實考慮，“以成新政，以強中國。”在這裏，譚嗣同強調變法主要是“為民立政”（他所說的“民”，當然是指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必須認真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學說中吸取那些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能充分體現“民”的利益的東西，從而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的淩迫而躋於富強。
譚康矛盾反映出新的變法中樞內部的複雜性。雖然這種矛盾還不至於造成維新陣營分裂，但卻削弱了其自身的力量。
活躍的兩台諫
楊深秀（1849-1898），字漪春（或漪村），本名毓秀，山西聞喜人。他出生於封建讀書人家庭，但少時生活並不富裕。據他自稱，七八歲時父母親亡故，曾跟隨其伯父和外祖母生活。在田間“芟草習勤”，“以親穡為事”，“半讀半耕”，12歲時就“以默經能賦”被錄為縣附生。他不滿足於一般地通曉“經傳史籍”，而是“好讀僻書，尤精金石譜牒之學”，且“長地理，又精術算，旁及繪事。”他為文賦詩能夠“祛經生之弊，脫才人之習”，“以氣節自勵，豈？獨出”，不同凡響。
1872年，他“以舉人貲為刑部員外郎。”在任官期間能同情、關心民間疾苦，曾為解決山西大災荒而建議“改革差徭法”，使災情好轉。他的才能開始被上層人物注意。1882年，張之洞在山西辦“令德堂”，特聘他為院長。1889年他考取進士並授刑部主事，1897年被授予山東道監察禦史。
楊深秀在京任禦史時，居官清廉，“家赤貧，衣食或無”，“時惟傭詩文以自給。”平時“惡衣菲食，敝車羸馬，艱苦刻曆。”這種清苦生活磨練了他的意誌，形成了他清正剛毅的性格，“嚐麵折人過，以此叢忌。”但由於他為人正直，“敦品勵學”，所以仍“為士林所敬服。”
楊深秀任禦史職務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已經簽訂，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我國權不能自主，岌岌待亡。”在這種形勢下，楊深秀於1897年底積極組織維新變法團體――關學會，並和康有為及其弟康廣仁過從甚密，“旦夕論維新。”並以禦史的身份和便利條件，不斷向光緒皇帝上書言事。他常說：“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存。”“革舊”是“圖新”和“變法”的前提，所以批判守舊派是他上奏光緒的主要內容。
楊深秀認為：守舊者雖然“或年老不能讀書，或氣衰不能任事”，無德無才，但他們卻能預感到維新變法“於舊官必多更革，於舊人必褫斥。”因此他們為維護自己的封建特權，便“出全力以阻撓之，造謠言以搖惑之”，甚至對光緒關於推行新政的詔令，也“置若罔聞”，即便“稍悚動，過數日則忘之……又數日則聚謀變易之。”
守舊派既然反對以挽救國家危亡為前提和目的的維新變法運動，就必然對國家興衰、民族危亡漠然置之，“忘國家之大患。”在帝國主義麵前奴顏媚骨，“見外國人則畏甚葸甚”，甚至否認帝國主義欲謀瓜分滅亡中國的事實，“詆謂康有為所偽造。”如果讓這種人當權，怎能“不速招敵侮者哉！”楊深秀認為，由守舊派把持朝政，這正是帝國主義敢於肆無忌憚地侵略瓜分中國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說：“台灣既割，膠變旋生……是非強敵割之，而守舊者倒戈內攻而割之也。”這便一針見血地揭示了當時內憂外患的症結，擊中了守舊派不顧民族危亡的要害，撕破了他們“老成憂國”的麵紗。很明顯，守舊派的存在，是國家安危的禍根，更是維新變法的障礙。所以必須革除這批“足以亡國有餘”的守舊派，決不能再讓他們“安其所能，保其所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