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維護和發展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必須對妨礙中俄關係發展的消極因素有清醒認識並開展積極的工作。
中俄關係有今天，確實來之不易，它是中俄兩國根據當前國際關係狀況作出的合乎雙方國家利益的戰略選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確立，有必然性，而非偶然的；有其較好的客觀基礎，而不單是主觀需要。但是，從珍惜、維護和發展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出發，必須居安思危，要清醒認識到，中俄關係的基石出也有其脆弱性的一麵。如一些文章談到的在中俄關係上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的不平衡，中央與地方的不平衡，便是這種脆弱性的表現。關於前者，中俄兩國領導人已有共識，並擬定相應措施加強兩國的經貿交流和合作，經過雙方的積極努力，特別是重大合作項目的落實，也許可以預期2000年兩國貿易額將達到200億美元的目標。而俄國內某些地區與聯邦政府的不諧音，如遠東地區某些領導人對執行東部邊界協定工作的幹擾，那種看法、情緒和行為，在俄聯邦政府態度明朗、措施得力的情況下，尚不至於造成什麼後果，像這些年一樣；反之，如果俄政局動蕩，中央對地方缺乏必要的權威，則可能弓I起摩擦和局部的衝突，從而損害中俄良好關係的大局。這是中俄雙方都必須重視的問題。
還有一種不平衡，姑且稱之為“硬件”優於“軟件”。前者。指公報、聲明、協定；後者指輿論、思想認識等。中俄聯合公報、聯合聲明、兩個國界協定，中國和俄、哈、吉、塔雙方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和邊境地區裁軍協定等，都是有重要意義的珍貴的曆史文件；但是對後者，在政治多元和輿論多元的俄羅斯，從中央到一些地方，則存在某些不利於中俄發展友好關係的言論，如“人口擴張”論、“黃禍”論、“潛在威脅”論等，有些言論或對某種現象任意誇大，或無中生有，不負責任。這些言論對中俄友好關係發展的消極影響是不能小視的。這一個不平衡可以說比起前兩個不平衡來，解決起來甚至是更難的。當然，隻要中俄兩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冷靜的態度，通過積極慎重的工作，是可以有所好轉的。
這幾年中俄關係順利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靠雙方在對方配合之下，各自對來自本國的消極因素采取主動積極的態度加以克服和排除是個好辦法，如中國之對待某些非法的、混亂無序的、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貿易活動（俄方也有這種情況），俄國之對待遠東地區出現的執行中俄東部邊界協定過程中的小風波。
許多思想認識問題，則要通過雙方各界各階層人士廣泛的互訪、交流，溝通思想，增進相互了解和理解，增加共識，消除誤解。這是冷戰結束後越來越受推崇的各國之間文明的交往方式。實際上，當今世界不少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摩擦，並不能都簡單地歸結為國家和民族利益問題，有的是由於文化傳統上的差異引起的分歧和紛爭，因而加強對話，增進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交往方式。各國之間，沒有必要碰到不一致就拉開架式，表現出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樣子。
中俄兩國人民之間，有傳統的友誼，近半個世紀以來也有過近三十年的不愉快的關係史。兩國文化傳統、民族特性又有明顯的差別。近十年來，來往增多了，相互了解和理解也增強了。然而，平心而論，不要說一般官員和平民百姓，就是中國的俄羅斯學家和俄國的漢學家，也不能說對於對象國的國情、曆史傳統、文化特點、國民心態都有深人的了解和真正的理解。不相互了解何以相互信任？比如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在中國人看來這近乎無稽之談，但它在國外卻有市場，就是在俄羅斯也有一些市場。這就反映了鼓吹者或輕信者，不是出於偏見和某種用心，就是對中國國家實力、文化傳統、和平外交的誠意、永遠不稱霸的承諾的不知或知之甚少。這些問題就要靠增加交往和交流來解決。
必須看到現在中俄民間交往不如中日之間、中美之間。最大的困難是雙方財力不足。但是，既然發展中俄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於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穩定、對於中俄兩國國內建設和外交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是重要的國家利益，就應該有必要的投入，加強“軟件”的建設。要未雨綢繆，不要臨渴掘井。
中俄兩國已經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種新型的國家關係，又同哈、吉、塔一起創造了在邊境地區增強軍事領域的相互信任和裁減軍事力量的模式，相信在克服和排除中俄關係的消極因素方麵同樣能夠作出成績。現在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已正式成立，這又是一個積極的步驟和措施。這個委員會將對於促進中俄友好關係，增加兩國人民，特別是廣大中青年之間的傳統友誼和相互了解，加強彼此信任，鞏固和擴大中俄麵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社會基礎起到積極作用。人們有理由這麼期待。
文章寫至此，本想打住，忽然讀到一篇報道，不得不再往下說幾句。這篇報道說，俄外交國防政策委員會（俄總統有關國防和安全政策問題的最權威的直屬智囊團）曾提出建議，主張不把原先的假想敵日本視為威脅，建議書還對日美修改防衛合作指針和日美安保體製作出了積極評價，提出在“中國的威脅日益增大”的過程中，俄有必要在亞太地區與日、韓、美三國建立安全合作關係，通過接近曰本確保在亞太的影響力。當然，作為谘詢機關提出的一種政策建議，沒有什麼奇怪的，但此事（如果不假的話）說明，“中國威脅論”在俄羅斯，包括其政界上層，確有一定市場。持有此論者，一般是俄國的親西方派。這些人看來尚未認真從這幾年的事實中得出應有的結論。
由此我想到，假如2000年之後，親西方派上台主政，中俄的良好關係會麵臨嚴峻的考驗。作為一種可能，是必須考慮的。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還須進一步想到，假若十年八年之後，俄羅斯重新崛起，世界格局是否發生重大改變，中俄關係是否發生逆轉？提出這個問題絕不是杞人憂天。作為中國人，我們真心實意地希望俄羅斯能盡快走出經濟困境，走向繁榮富強。一個繁榮、富強、民主的俄羅斯，可能是維護世界穩定、安全、和平的重要力量。但這裏有一個必要條件：這個國家必須把維護世界和平，反對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作為外交指導思想（自然不是停留在口頭上）。人們的疑慮在於：俄國主要的政治勢力是否都從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對外擴張造成的對國家毀滅性的惡果中得出教訓？看來，一個民族千百年來形成的劣根性改起來是很不容易的。
有人也許會說，即使俄國重新崛起，大俄羅斯主義、擴張主義再次膨脹起來，其爭雄稱霸的矛頭所向仍然是在西方，於中俄關係無損。那可不一定。中蘇交惡的年代，不正是兩個超級大國爭霸天下的年代嗎？誠然，時代不同了，但願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都能順應時代新潮流，擯棄“冷戰思維”，樹立外交新思維。冷戰後幾年來的事實說明，人們對冷戰後國際格局的變化和外交思維的變化的估計，滯後與超前都是有害的。在中俄關係發展的遠景（10年、15年之後）的預測上，過分樂觀和過分悲觀都是不利的。從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上說，宜提倡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舉辦的“麵向21世紀中國國際戰略”研討會上的發言（199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