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國際輿論，包括俄國輿論在內，對此都是說得很明白的。
正確的選擇合理的定位
中俄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雙方在總結了幾十年來兩國關係曲折發展的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作出的合乎雙方國家利益的正確選擇，是中俄關係在當前國際格局之下的比較合理、適宜的定位，在十年八年之內，在一般情況下將不會發生重大變化。
什麼叫“重大變化”？這裏是指兩種情況：發展到結盟程度或發生衝突和對抗。這兩種情況，在一般情況下，十年八年之內不會出現。
中俄關係為什麼能夠定格在當前的關係框架之內而不至於發生衝突和對抗呢？
從俄國國內因素來看，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第一，同中國保持睦鄰友好的關係可以說是俄國主要政治勢力的共識。俄國在對外政策方麵曾有過很大分歧和爭吵，但主要不表現在對華關係上；對中國問題看法也有過較大分歧，甚至是激烈的爭論，但那是在對中國改革問題的看法上。葉利欽在第一次訪華時曾對中國各界人士說必須同中國睦鄰合作，這是一個在俄羅斯罕見的不引起任何懷疑的問題。”1993年4月，當俄兩大政權機關矛盾十分尖銳之時，俄議長、當時作為政府反對派的代表人物哈斯布拉托夫對中國駐俄大使說：“無論俄羅斯的內外政策怎樣變化，中國都將是我們的友好夥伴國家。”這些話都說得非常肯定，甚至有些絕對，但是幾年來，俄政局動蕩不定，內外政策不斷調整，中俄關係確實經受住了考驗，且步步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第二，即使俄民族主義再次升溫’沙文主義再次顯現，也將首先表現在對付來自西方的壓力方麵，表現在加快和加強獨聯體國家在各個領域的一體化的速度和力度上。中（蘇）俄關係經過幾十年的曲折發展，終於確立起今天這種合乎雙方國家利益的新型關係，任何理智的政治家都會知道珍惜它、維護它。
第三，俄國不管誰上台主政，都麵臨著擺脫經濟困境，恢複綜合國力的嚴峻任務。恢複經濟是任何當權者穩住其權力地位的第一需要。1997年上半年，俄國有的生產領域出現增長，多年來飽嚐經濟衰退之苦的葉利欽總統滿懷信心地宣布俄國經濟“已出現轉機”，“停止了衰退”，“俄羅斯繁榮昌盛的日子為期不遠了”。中央銀行行長杜比寧就葉利欽發布盧布改值的命令說，這個命令“為1991一1997年這一經濟階段打上了句號”。但是，即便俄經濟從現在起穩定地回升增長，要恢複到1990年的水平，重新崛起，沒有10年以上時間恐怕是不行的。有人認為，俄對外政策（包括對華政策）的一個最大變數是其經濟何時複興的問題。此話有一定道理。我們當然不是說，一個繁榮富強的俄羅斯於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不利，也不能簡單認為俄國的大國沙文主義勢力的增長將與其經濟複興成正比、同步發生，但沒有疑問的是俄幾年來的對外政策和外交姿態是同其經濟困境和國力的衰退密切相關的，這是不言而喻的。
從國際格局來看，中俄關係的定位不能不涉及中美關係、中曰關係、美俄關係、日俄關係等大國關係。這並不是說，兩國關係的改善必須以損害同第三國的關係作為代價，但中俄關係受到這些關係的影響和製約則是事實。這些關係的現狀和近期內的發展趨勢，使中俄雙方沒有理由不維持和不發展現在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中美之間、中日之間維持良好關係的因素在通常情況下還是大於衝突的因素。然而19%年春由於美國和日本的原因導致中美發生嚴重爭執和摩擦、中日之間出現諸多麻煩，使中美關係、中日關係明顯下滑。雖然有些矛盾有所緩解，但引起這些摩擦和麻煩的不少問題和因素現在依然存在，就是說，美國仍然可能（當然也可以避免）在人權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台灣問題挑起事端，日本仍然可能（同樣也可以避免）出現對華經援、貸款與政治問題掛鉤，參拜靖國神社等事情。日美安保條約的重新定義更引起我國的警覺和擔心。日方再三解釋，決無針對中國之意，而我國國內學術界對此看法也不一致。可以認為這個日美安保條約體係的實質就是美國以他為主，拉著日本，同日本結夥，要在亞太地區起主導作用、領導作用。這是1996年4月克林頓總統在日美領導人就會談結果舉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承認的。同這兩個國家某些人竭力鼓噪的所謂“中國威脅論”聯係起來看，其遏製中國的意圖是清楚的。當然，這個體係對一心想走上軍事大國道路的日本也許有一定的牽製作用。在中日美三國這種關係格局下，中國十分需要確立和維護同俄國這種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北邊和西邊安寧一些、放心一些，我們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對付東邊和南邊可能發生的事情。
俄美關係、俄日關係的基本狀況使俄國也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同東邊最大的鄰國中國確立和維護這種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些年來俄日關係的基本問題是一個希望從對方獲得經濟上、技術上、資金上的援助，一個則希望要回北方四島。後者想以收回領土作為交換條件，前者卻不答應。盡管1996年春以來，俄日關係似有向積極方麵發展的某種跡象。近傳日從戰略考慮要重新審視對俄政策，想在發展日俄經濟關係中，避談領土問題。不過’領土問題畢竟是日俄關係的症結，這個問題現在看不到解決的希望，甚至變得比90年代初更難解決，俄日關係看來難以有重大突破。俄美關係同中俄關係步步登上新的台階形成了頗為鮮明的對照，這5年多可以說是步步走下坡路。從俄對美的政策來看，即從1992—1993年想建立戰略同盟關係，到1994一1995年改為謀求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強調俄的大國地位和民族利益，對美國采取較強硬的政策，到普裏馬科夫任外長後又調整為平等夥伴關係，並把反對美國建立單極世界作為重要的外交目標，呈現了明顯的階段性的下滑趨勢。這在頗大程度上說明俄外交主持者原來對美國之對俄政策的實質缺乏準確的判斷。其實，美對俄，是既支持又擔心，采取的是抑製的政策。支持俄進行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改革；擔心俄手中的核武器，擔心俄建立獨裁政權；希望俄弱而不亂，害怕俄的重新崛起。因此，對俄采取抑製和弱化的政策，盡量擴大其冷戰的“勝利成果”，把俄從其“傳統勢力範圍”推回去。北約東擴就是這一政策的最重要措施。美國的上述方針是不會自動改變的。所以美俄之間，既有妥協、甚至協作，又會不斷發生摩擦和某種衝突。俄國急切地需要尋求在東方的戰略協作夥伴。無疑，這種關係不是一時需要的權宜之計，而是以較長遠的戰略利益為出發點的，是當今世界基本格局下的一種正確的戰略選擇。
以上說明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中俄兩國會定格在目前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框架之內，不會發生衝突對抗。另一方麵也要看到，中俄關係也不會發展到結盟的程度。因為我國的外交指導思想是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結盟、不搞集團政治，順應冷戰後世界形勢和國際關係發展的潮流，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這也是中俄兩國的共識，在中俄聯合聲明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中俄結成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不需要以疏遠和損傷各自同美、日等西方國家的關係為前提，相反，中俄兩國在發展睦鄰友好關係的同時，都在努力改善各自同美、日等西方國家的關係。一個基本問題是：不論是我國實現現代化，還是俄羅斯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都迫切需要美日等西方國家的合作和援助，無論是在資金、技術、貿易，還是經驗、思想、人才培養方麵都是如此。俄國將加人“七國集團”作為其外交的重要任務就很說明問題。這就決定了中俄關係發展的限度。冷戰後的世界，許多國家在外交政策的操作中，普遍注意應用“平衡術”、“等距離外交”，這既是世界向多極化發展的體現，也是推動多極化發展的需要，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有利於世界和平、安全與穩定的好現象。
1996年下半年以來，經過雙方的努力，中美關係有所改善，中日關係下滑的勢頭也得到了有效的控製。俄日關係一年多來也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俄美之間圍繞北約東擴問題，摩擦和衝突頗為劇烈。但現在俄對美的抗爭，同冷戰時期是不同的。那時是兩個超級大國爭霸世界，現在是俄爭取平等夥伴地位、爭取維護大國地位，盡力維持、盡量減少失去傳統勢力範圍的抗爭，是處於守勢者的抗爭，不可能是全麵的對抗。通俗地講，現在中俄關係好於俄美關係，但美仍然是俄外交工作中的第一個重點。俄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盧金說：“如果我們‘嫉恨’美國，與中國結盟，成為反對美國的一極，那麼就不會有現在的世界。這樣做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好處。”有的俄國學者說得更直截了當，“中俄隻是同路人，不是同盟者”，“事實上，俄中建立實質性的政治軍事同盟的可能性極小，中國如果在台灣海峽和中國南海、東海發生軍事衝突，俄也未必伸手相助。雙方當前能夠做到的是發展軍事技術合作。”這話說得直率、具體，也很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