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日關係的曲折變化與俄羅斯的改革進程
對日關係在蘇（俄）對外戰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周圍的宗穀、津輕、對馬三個海峽是蘇（俄）進入太平洋的咽喉。日本又是當今世界上第二經濟大國，俄要引進外資、技術，加人國際經濟合作體係、在亞太地區發揮作用，對日關係如何也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日本從地理位置上說屬東方國家，從政治經濟製度和經濟發展水平來說則屬於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對蘇（俄）來說，同曰本關係的重要性具有雙層含義。
二戰結束後至蘇聯解體，蘇日關係也經曆了4個發展階段。
1、冷戰開始後蘇日關係的對抗狀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蘇聯不僅根據《雅爾塔協定》占領了整個千島群島，而且占領了北海道的附屬島嶼齒舞和色丹島。1946年2月，蘇聯單方麵把日本北方四島拚人蘇聯版圖。從此，領土問題的爭端成了半個世紀以來蘇（俄）日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像過去蘇中關係一樣，領土問題成為兩國關係中的硬傷。二戰結束後，日本把日美同盟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軸和基石，實行的也是“一邊倒”的外交方針，這使蘇日處於對抗狀態。
2、蘇日邦交的恢複。赫魯曉夫上台執政後對內進行改革的嚐試，相應地對蘇聯的對外政策作了重大的改變，把斯大林時期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以對抗為主的方針，改為以“和平共處、解凍、合作”為主的方針，而恢複蘇日關係是其對外政策調整和和平攻勢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日本迫切要求加入聯合國也需要包括蘇聯在內的大國的支持，因而極需改善日蘇關係。1956年10月蘇日簽署《蘇日聯合宣言》，宣布結束戰爭狀態，恢複兩國外交關係，關於領土問題，宣言寫道：蘇聯“同意把齒舞群島和色丹島移交日本，但經諒解，即這些島嶼將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日本之間的和約締結後才實際移交日本”。1960年《日美安全條約》簽訂。蘇認為此約加強了日美的軍事同盟，構成了對蘇的威脅，聲明“隻有從日本領土撤走全部外國軍隊和簽訂和約，才能按聯合宣言的規定交還齒舞、色丹諸島。”在領土問題上蘇日關係又倒退了一步。但蘇日恢複邦交之後，兩國貿易有較快發展，兩屆貿易額1965年比1955年約增長98倍，比I960年增長1倍多。
3、勃列日涅夫時期，從政治關係上看，前十年有較快發展，蘇對日推行“緩和”、“睦鄰”和“合作”政策。但後來蘇國內改革停滯，對外加緊同美爭霸世界，在對日關係上蘇聯不僅一再聲言“領土問題已經解決”，而且在北方四島構築軍事設施，增派駐軍。日本也采取強硬態度’一度停止給蘇聯貸款，並把蘇當成日本的“防衛對象國”，堅持蘇不一攬子歸還四島就不締結和約的方針，外交上公開譴責蘇聯的霸權主義行徑，蘇日關係日趨冷淡。但這個時期蘇日經濟關係有了全麵迅速的擴大。如兩國貿易1970年比1965年增加1倍，1975年又比1970年增加2倍，1982年則比1975年增加近1倍。
在信貸關係方麵，從1964年起，蘇開始從日本獲得大量貸款，據統計，截止1982年底，蘇聯從日本共獲得55億美元的貸款。
4、戈爾巴喬夫執政後，蘇日關係有所改善。戈上任後，根據其改革“新思維”，積極謀求改善蘇日關係。1980年7月戈在海參崴講話之後，蘇日兩國簽訂了若幹經貿協定，日本也改變了曆次堅持的“政經不可分”的原則。1991年4月，應日本的邀請，戈爾巴喬夫訪問了日本，成為蘇聯曆史惟一的一位訪日的國家元首。雙方簽訂了聯合聲明。蘇正式承認存在領土問題。雙方還正式簽署了涉及多方麵合作的15個文件。當然北方四島問題並沒有實質性的突破，蘇日關係沒有重大進展。
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作為蘇聯繼承國其軍事、政治、經濟實力大為削弱。這使日本解除了直接的巨大的威脅；加上日本近年來國力的迅速增長，使它在東北亞的地位，乃至於在世界上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從總體上看，上述情況有利於俄日關係的改善，有利於領土問題的解決。因為處於體製轉軌和希望盡快擺脫危機的俄羅斯對於日本經濟援助和經濟合作的需求理應有利於領土問題的解決。
然而實際比人們的推論要複雜得多。俄國內不同的政治派別和集團在領土問題上意見始終存在分歧。
1992年7月底，在原定的葉利欽訪日前一個半月，俄議會和政府就在俄日領土問題上發生過一場爭論。為此曾在議會秘密舉行聽證會。會上各派立場明顯不一致。外交部亞太二局局長葉菲莫夫認為，當時蘇聯接受這些島嶼是斯大林帝國政策的行為，是不公正的。外交部堅持按1956年日蘇聯合宣言的條款處理領土問題。而俄軍方則堅持戰後邊界不可侵犯的原則，認為在領土問題上向日本讓步不符合俄國的戰略利益，是不能允許的。有一位議員認為“南千島群島”是俄主要的民族利益所在，它的經濟價值遠遠超過得到日本的援助，在軍事戰略上也發揮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在領土問題上讓步必將降低俄的國際地位和威望。他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國後和擇捉歸俄羅斯，齒舞和色丹由日俄共管，主權屬兩國所有。由於分歧尖銳，葉利欽第二次推遲了訪日。
1993年10月初，葉利欽以武力結束了政權機構中兩派的尖銳爭鬥。十月事變剛過去一周，在政局極不穩定的情勢下，葉利欽便按原計劃對日進行訪問，可見其對俄日關係的重視。葉此次訪日，簽署了俄日關係的《東京宣言》和俄日《經濟宣言》。前一個文件提出，在就四島歸屬問題的談判中，雙方一致同意應根據曆史事實和法律，以凡兩國同意而製定的各種文件以及法律與正義原則為基礎解決這個問題。葉在日強調“俄羅斯作為前蘇聯的真正的繼承國將信守前蘇聯簽署的所有條約，擔負起前蘇聯所負的責任和義務”。眾所周知，被視為中間派的俄總理切爾諾梅爾金在領土問題上發表了同葉利欽總統不一致的言論。
在1993年12月的杜馬選舉中，狂熱鼓吹大俄羅斯主義、極端沙文主義的日裏諾夫斯基領導的自由民主黨大獲全勝，反映了俄羅斯人民恢複大國地位、重振俄羅斯的心態和政治情緒。日裏諾夫斯基曾稱千島群島的各島嶼是俄領土，鄂霍次克海是俄內海。顯而易見，日氏的言論反映了俄羅斯一直存在的在領土問題上的強硬態度。自由民主黨勢力的崛起，使原來兩國關係上最棘手的問題——領土問題的解決曾閃現的曙光又近乎熄滅。接著，俄日關係出現了一些摩擦和爭端。1993年底，俄核潛艇駛入中部日本海，引起了日本的極大警覺；1994年1月，俄抗議日本50艘漁船進人千島群島附近的俄羅斯水域。一時俄日關係出現緊張。
50年來的俄日關係，從對抗敵對到恢複邦交到趨於冷淡到有所改善，再到近年來的鬆動、緩和、又有摩擦，俄日關係的曲折幾乎同蘇（俄）國內改革浪潮的起伏相對應。產生這一現象當然原因是複雜的。但我們可以隱約地看到其內在的聯係：舉凡主張實行改革者，都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改善對外關係；反之在國內改革問題趨於保守者，思想上更多地接受俄沙文主義傳統的影響，是對外關係的強硬派。這在俄日關係表現得尤其明顯。所以，俄日領土問題的解決仍將同俄國內政黨鬥爭的結局、改革的命運是密切相關的，尤其是軍工轉產，因為龐大的軍事工業是濃厚的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和擴張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過程將不是短暫的。但由於雙方互有所求，由於當今世界局勢的總體狀況和趨向，日俄關係不會恢複到日蘇關係曾經存在的全麵緊張和對抗，總的趨向還是緩和、鬆動，在不斷扯皮中逐步解決、改善。
前麵從俄的改革談中俄關係和日俄關係。必須提出的是這兩對關係的狀況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中、日、俄的關係是東北亞地區最重要的“三角關係”，任何兩方的關係的變化都會影響到各自同第三方的關係。這裏，尖銳的問題是是否會出現任何針對第三方的聯盟關係？從近期看來，日俄結盟對付中國？當然不存在這個問題。中日結盟對付俄國？同樣不可能。中俄結盟對付日本呢？也是不可能。這首先是由中國對外方針政策的基本原則決定的。其次是由中日關係的性質和狀況決定的。中日關係是東北亞地區穩定、和平、合作和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日本領導人強調“對華關係與對美關係同等重要”’日本報界認為必須建立“世界中的中日關係”為軸心的雙邊關係，中國則把對日友好合作關係作為基本國策，都說明雙方互有需要。這種需要遠超過雙方之間不可避免的某些分歧和矛盾。個別人提出什麼“中國威脅論”是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誤解、曲解和不理解。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很複雜，我們隻能看到大致的發展趨向。出於意料的事曆史上也常常有過。東北亞地區在蘇聯解體以後的和平、穩定、合作和發展的趨勢是否能繼續保持？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俄、日三方關係的狀況。假如三方中有一方走上軍國主義、擴張主義、霸權主義道路，就會破壞目前這種局麵。我們當然相信，飽嚐錯誤的對外政策之苦的各國人民群眾和有識人士，是不會重蹈曆史的覆轍的。中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都一再宣布，中國如果強大起來，也決不當超級大國，中國永遠不稱霸。這也是中國人民發自肺腑的聲音。
（1994年9月10日）
（日本）《成蹊法學》1995年第4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