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俄國走向社會主義，“必須讓全體人民群眾在文化方麵經曆整個發展階段。”
第六，俄國走向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
三
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轉變是從一條過渡途徑向另一條過渡途徑的轉變，是“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因此，怎樣組織這次轉變，不僅是一個領導藝術問題，而且是新的過渡途徑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研究列寧怎樣組織這次轉變的經驗，也就是研究俄國走向社會主義新道路的一個重要課題。
列寧是怎樣組織這次轉變的呢？
第一，理論上，既要總結俄國直接過渡的教訓，又要肯定俄國有建成社會主義所需要的一切。在轉變過程中，列寧一再強調，俄國的文明程度夠不上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因為直接過渡不僅需要政治條件，而且還需要經濟條件，而俄國當時還不具備這種經濟條件。
那麼，直接過渡是怎麼產生的呢？從主觀上講，這主要同以下幾個問題有關：首先，與當時對世界革命形勢的估計相聯係。當時認為，歐洲先進國家的革命特別是德國革命很快就會爆發，俄國可以得到來自先進無產階級國家的援助。其次，與當時對無產階級國家的作用的估計相聯係。當時認為，隻要依靠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力量，堅持不懈地對資產階級實行剝奪，憑借法令，甚至采取經濟以外的、帶有某種軍事性的手段，就可以直接實現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再次，與當時對群眾革命熱情的估計相聯係。當時認為，隻要直接依靠群眾的革命熱情，就可以迅速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生產力，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最後，當時尚未突破馬克思主義有關社會主義設想的某些傳統理論框框。把商品貨幣關係看成是過渡時期中必然要逐漸消亡的東西，就是這個傳統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列寧在總結直接過渡教訓的同時，非常肯定地指出，俄國有建成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和足夠的一切。列寧指出，俄國政治上有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國家掌握著經濟命脈，隻要保持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鞏固工農聯盟，經濟上搞好社會主義經濟與農民經濟的結合，俄國在幾十年、十幾年之內建成社會主義是不成問題的。
列寧這樣從俄國的實際出發，辯證地分析問題和提出問題，其意義在於：一方麵糾正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幼稚性、急躁病、脫離實際、革命空談，另一方麵糾正這種小資產階級性必然走向的反麵，即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喪失信心、悲觀失望。
第二，政治上，既調整階級關係，改善國家和黨內的政治生活，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1921年春的俄國國內狀況迫切要求蘇維埃國家調整國內的階級關係。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就是為了調整無產階級同農民的關係，把工農聯盟建立在經濟聯盟的基礎上，同時也容許“耐普曼”即資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參加合作。但是，這種狀況決不意味著政治上也要實行什麼“退卻”。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不容許有任何削弱。調整階級關係，是在“支持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限度內”。對工農關係來講，就是要堅持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無產階級的信任；就工農與資產階級的關係來講，就是要保持工農成為俄國政治力量的主體；就全國來講，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這正是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根本保證。列寧肯定地指出，“新經濟政策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蘇維埃俄國社會製度方麵的任何東西”，“如果有人把成了經濟力量之後一定會成為政治力量這個簡單化了的曆史唯物主義原理用在我國‘耐普曼’的身上，那麼我擔心他要大錯特錯，甚至會成為許多荒唐誤解的犧牲品。”
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也引起了國家的和黨內的政治生活的某些變化。這次轉變從時機講，正發生在俄國從戰爭向和平過渡的時期。戰時要求高度集中，國家和黨內民主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限製。和平環境則有必要也有可能擴大民主。但是，轉變所麵臨的局勢是非常複雜的。這裏，最突出的問題是如何對待小資產階級的問題。列寧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有沒有一個對小資產階級的正確政策，是對布爾什維克黨的最大考驗。這個政策當然包括政治上和經濟上兩個方麵。我們在研究這個時期的俄國曆史和列寧的理論時看到這種情況：這個時期對待小資產階級（主要是農民）經濟政策上是“讓步”、“放寬”，而政治上則是強調“加強”與“改善”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如何理解這種現象呢？其實，這一現象正是產生於俄國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是從現實生活中產生的辯證法。俄國本來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在國內戰爭以後表現得尤為突出，新經濟政策恢複了一定程度的貿易自由，又使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有所滋長。而本來就占人口少數的工人階級到1921年人數更加減少，其中相當一部分喪失了階級性。這些情況使得俄國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和無政府主義的傾向日益嚴重。列寧提醒人們，不僅要看到國家機關和黨的機關的官僚主義，也要看到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和無政府主義的活躍。“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用小資產階級觀點來看待黨和國家存在的許多問題，甚至要求所謂的“言論自由”、“批評自由”和派別活動的自由。列寧認為，這種情緒潛伏著巨大的政治危險，蘇維埃的敵人有可能把它變成恢複地主、資本家統治的政治橋梁。因此，列寧強調，不僅要擴大民主，也要加強集中，“決不把民主變成偶像”，不能把民主自由變成“引向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口號。”“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正是這種顛覆蘇維埃政權的口號。列寧尖銳地指出，俄國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舊製度的複辟就不可避免，而“不通過共產黨就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此黨的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誌的統一是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基本條件”。正是基於上述基本認識，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初期，就強調了兩個問題：一是在強調進行有係統的和頑強的鬥爭來改善國家機關、反對官僚主義的同時，強調加強國家機關的作用，“如果沒有‘國家機關’’那我們早就滅亡了”；二是強調發揚黨內民主的同時，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反對黨內派別集團的存在，要求毫無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種綱領組成的派別，違者無條件地開除出黨。這就保證了黨在轉變時期政治上的一致和組織上的團結。
第三，經濟上既要“退夠”，又要守住必要的陣地。列寧認為，凡是有利於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措施，都可以采取。因此，1921年秋，當發現退到國家資本主義還不夠的時候，列寧提出要進一步退到國家調節商業和貨幣流通。在十一大前，列寧對人們常常提出的退卻到何時為止的問題一直不願作正麵回答。他認為，這時談論到底退到什麼時候為止，並沒有什麼好處，應該細心地研究具體的條件和情況，應該確定可以守住什麼。這就是說，一方麵要“退夠”，另一方麵又要守住必要的陣地，使退卻和讓步保持在一定的範圍和限度之內。用什麼觀點來衡量哪些陣地是必須守住、哪些是可以退卻的呢？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為準繩，也就是說要防止資本主義的複辟和保證共產主義的道路。”因此，列寧在提出和實行退卻、讓步時，非常強調掌握好分寸。例如：
在社會主義經濟與農民經濟結合的問題上，列寧一方麵向工人階級耐心說明為什麼必須向農民讓步的道理，另一方麵，又鮮明地提出，“無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小農的經濟利益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差異”，對小農的要求必須加以審査，隻能在一定的範圍和限度內滿足小農的要求。蘇維埃政府斷然拒絕了有些農民提出的恢複私有製和開放不受限製的貿易自由的要求。同時，對農民的某些讓步也不是永遠保存小生產，無產階級必須領導農民，而領導農民的意思就是“要實行消滅階級而不是保存小生產者的路線。”列寧提出的合作製計劃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在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上，列寧十分詳細地說明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行對蘇維埃政權是有利的。同時，他毫不含糊地指出，租讓製、租借製，實際上“都是直接恢複資本主義”，因此，國家資本主義也要實行得“適度”，它應當是蘇維埃政權能夠加以限製的資本主義。
第四，思想上，必須加強共產主義思想教育，抵製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和腐蝕。隨著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在資本主義關‘係有了發展的基礎上，資產階級不僅對小資產階級居民階層的影響，甚至對最落後的一部分無產階級的影響都不可避免地加強起來。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有意識地利用這種不可避免的現象，在思想理論領域加緊向無產階級進攻，“想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和平地瓦解蘇維埃政權”。黨內一些人對這種新狀況缺乏足夠的認識，錯誤地認為在思想戰線上也可以實行某種“退卻”。列寧嚴厲地批評了這種想法，並針對國內資產階級思想的某種程度的泛濫，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應該處處用自己的共產主義影響來抵製”。黨還采取了一係列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實際措施，加強各級政治工作機構，如宣傳鼓動部、政治教育總局和工會文化部等等；辦好黨校和各類政治學校；大力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和教育工作，許多出版社、報刊、雜誌社相繼問世，出版了大量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開始編輯出版《列寧全集》，還創刊了許多有影響的理論刊物。列寧特別強調這些刊物“首先應該是一個戰鬥的機關刊物”，對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想，不管它來自何人，“都應堅決地加以揭露和追擊”。這些有力的措施，保證了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戰線上的領導地位，擴大了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為俄國順利地走上新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創造了重要的思想條件。
原載《北京大學學指_》198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