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術迅速發展,全球信息網絡社會正在形成。互聯網絡的建立標誌著一場新的信息技術革命的興起,它將帶動高新技術的全麵發展,促使社會經濟由工業化向信息化轉變,被認為“將帶動第五次產業革命”,由此帶來的深遠影響我們現在尚難預料。
總之,隨著經濟全球化速度大大加快,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正逐步走向互相滲透、互相依賴,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統一整體。
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不僅僅限於經濟領域,它必然影響到政治法律領域,乃至於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隻要想想近年來我國在人權問題上的觀點和實踐的發展,便可體會到全球化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味著什麼。
對這種趨勢估計得過快,或者驚慌失措,既不應該,也不必要;在這種趨勢麵前無動於衷,或回避倒退,重關國門,再陷烏托邦,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已有蘇東教訓在前頭。
可行而明智的態度是,認清趨勢,抓住機遇,主動應戰。
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是不可避免、不可逆轉的。這幾乎是用不著論證的問題。隻要回顧一下近現代國際社會和國際關係的發展曆程便可明白。作為現代國際社會發展的最強大的推動力——現代科學技術正在迅猛發展,正在改變我們這個星球的一切。這是全球化趨勢不可能逆轉的根本原因。自然,“化”並不是一個短暫的、而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但是,一切國家、民族在物質和精神方麵的生產和消費越來越成長為世界性的,這一方向無論如何是無法改變的。
如果說,在東西方嚴重對立、對峙、對抗的冷戰時代,社會主義國家的封閉半封閉狀態尚可理解、尚可維持的話,那麼,在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的今天,在現代高科技正在衝決和掃除各民族、各國家之間互相隔絕的堤壩和藩籬的今天,想維持和恢複封閉半封閉狀態那就無異於堂·吉訶德戰風車。
如此不明事理的人現在恐怕不多了。但是,我們是把生產力、尤其是第一生產力——科技看成最根本的革命動力,還是仍然把人的主觀意誌、把上層建築當成可以決定一切的呢?我們是否自覺地把經濟體製、政治體製、文化管理體製的改革置於科技經濟全球化大趨勢、大環境中來思考、來設計、來實施呢?
全球化意味著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存在著同國際社會“接軌”的問題。“接軌”是從兩方麵來說的。世界各國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麵硬件、軟件並沒有一個標準之“軌”。“接軌”有一個“磨合”的漫長過程。日本人很聰明,為了爭奪中國市場,它的許多產品是特為中國製造的,以便於“接軌”。有時還是接不好。我們的自來水龍頭出口處粗糧不平,接上日本洗衣機結果四處噴水。可見“接軌”之不易。一些中國廠商就不聰明。它那種商品明明到不了國外市場,但說明書、產品部件的標示通通用了洋文。可惜中國人多數缺乏這種“接軌”的文化準備。中國人不喜歡這種假洋貨。
無疑,“接軌”、全球化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曆史時期。多長?李慎之先生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全球化的開始。從開始到1992年正好500年。1992年是什麼歲月?一個很有權威、飽經滄桑的老人說了一句很權威的話: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於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成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於是,市場經濟體製在全球範圍內取得了絕對的優勢。李先生估計說,真正的全球化可能還要500年。
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呢?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重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進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時間”。鄧小平在被視為其文選的終卷篇的“南方談話”中告誡後人說,對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對於社會主義發展的具體曆史進程作三位數的估計,在馬列的講話中,似未有過。這裏也許是極言其長。因為以往超階段、急於求成的教訓太深了。
現在的問題是在這一百年中,我們肯定要與之接軌的世界將要發生何種變化?現在我們無法作稍微準確的判斷。但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從馬克思主義誕生(在中國是鴉片戰爭至太平天國金田起義之間)至今150年,從蘇共前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在中國是戊戌變法)至今是100年,這期間世界和中國的變化是何等巨大!在這似長也短的時間裏,社會主義以其頑強、堅韌的生命力向前拓進,但其內容、形式又發生了何等巨大的變化!而此後的100年的變化可能比以前的100年的變化還要大得多!
這裏囉嗦這麼多,隻是要說明,不能離開全球化趨勢來談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隻是要說明,在這100年中,我們社會發展的目標模式不可能一成不變!想那麼遠幹什麼呢?好吧,就說眼前吧!當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打開電腦,國外文化便滔滔襲來、泥沙俱下時,我們能夠撇開這種挑戰去談論我們的文化建設、政治宣傳、思想教育嗎?中國加人世貿組織之後,經濟生活、經濟秩序、經濟管理體製麵臨的挑戰和考驗更是嚴峻的。可是,這難道不正是促進我國經濟在同世界接軌中再上新台階的曆史機遇嗎?為了發展,沒有退路,我們不能臨淵羨魚,隻有下海撒網了。
全球化給我們展現的前景當然不隻是陽光燦爛、鮮花遍地。全球化大趨勢下中國對外開放並非隻是積極效應,負麵效應也是明擺著的。如上所述,利用外資建立涉外企業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事業的推進起著巨大的作用。但涉外企業的建立和發展也出現了一係列不能忽視的問題。比如,在涉外企業中,從法律上說,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及其開展的活動具有無可非議的合法性,但其活動又不能不根據不同形式的外資企業的特點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活動方式,因而黨組織的建立和活動的傳統模式不能不麵臨著嚴峻挑戰。涉外企業中,勞動人事製度、工資製度也與我國國有企業有明顯的區別。在涉外企業中就業的中方員工由於涉外企業各種規章製度與我國國內企業不同,久而久之其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也必然要發生變化,一些人甚至連普通話也說得不利索了。
由於涉外企業對國內企業、對國內市場和國內品牌的衝擊,於是出現了關於引進外資、建立涉外企業是好事還是壞事,弓I進外資是多了還是少了,是中國利用外資還是外資利用中國,我們對外開放到底是招來鳳凰還是引狼人室的種種爭論。對於對外開放條件下出現的消極影響的憂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動輒斥之為保守、僵化。
實際上,打開國門、走向世界,我們看到的——用一句酸溜溜的話來說,是蜂蝶與蚊蠅齊飛,鳳凰同“犲狼”共舞,機遇與風險同在。
在當今的世界,自我孤立、“禦敵於國門之外”是錯誤的,在思想文化、政治經濟、國家安全等等方麵搞“不設防”自然也是愚蠢的。
中國人既不排斥(而且是積極主動地吸取)其他國家和民族在思想文化、政治經濟各個領域優秀文明成果,也有把自己民族優秀的文明成果推出國門,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的雄心和自信心。
許多人都知道,從總體上說,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的曆史、政治、經濟、文化的了解要比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更多更深,西方人也不否認這一點。所以,一旦把中國的優秀文化成果推到西方,常常使對中國知之不多的西方人震驚、振奮,甚至傾倒。我們隻要看看中國民樂團、京劇團到西歐演出引起轟動的情景,便可得到某種啟示。中國人沒有理由自卑。中國的優秀政治文化,包括50年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出現的思想精品,也會在中西文化交融中進一步展示其魅力。當然,所有這些,不需要靠咄咄逼人的自吹自擂。它需要在不可阻遏的全球化大潮中碰撞、融合,由時代來選擇,由世人來認可。
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在談到對外開放時指出,“麵對經濟、科技全球化趨勢,我們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問題可以歸結為“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係”。掌握好這個“關係”的“度”,我以為這可以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和指揮者領導藝術的集中體現。實踐說明,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具有駕馭中國改革開放的巨輪,在全球化的風浪中順應潮流、繞過暗礁、乘風前進的高超本領。關鍵就在於掌握好這個“度”。試想想,假如中國的金融結構、外資結構和經濟實力不是現在這種狀況,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際金融投機集團能否這樣客氣呢?假如我國的金融體係完全對外開放,外資銀行在我國境內銀行中有一定股份,假如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我國能否免遭這場金融風暴的衝擊呢?
自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機遇也好,挑戰也好,都不是一次性的。比方說,我國的金融體係總是要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重要的是我們對情勢要有準確的判斷和估量,要有清醒的認i隻,並在此基礎上主動地製定正確的方略和政策措施。
原載梁守德主編:《走向新世紀的歐洲和大國關係》,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