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關於社會主義前提問題的三次爭論及其教訓
自從世界進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問題，曾經發生過幾次大的爭論。了解這些爭論的內容，研究其經驗教訓，對於我們正確認識不發達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問題是會有教益的。
第一次爭論發生在恩格斯去世以後。當時世界剛剛進入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無產階級革命已經由理論問題變成實踐的問題。挑起爭論的是伯恩施坦。他的代表作題目就叫做《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伯恩施坦認為實現社會主義需要兩個先決條件（即前提）：一是“一定水平的資本主義發展”，“社會財富或社會生產力的增長”，也就是“生產和配送（伯恩施坦用“配送”代替“分配”一詞）的社會化”；二是由工人的階級政黨即社會民主黨行使政治統治，也就是“爭取民主和造成政治的經濟的民主機關”來實現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他認為，對於第一個條件，當時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隻不過部分地具備”，而第二個條件則更不具備，因為工人群眾“大多數都住得很擠，教育得很差，收入不穩定也不充分”，沒有那麼高的知識和道德水平，“而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和維持是以這樣的水平為前提的”。既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具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那麼，不發達國家就更談不上。由於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均不具備，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也就是通過點滴的、漸進的“民主改良和經濟改良的手段來實現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了。倍倍爾、盧森堡、威廉·李卜克內西等人對伯恩施坦進行了批判。倍倍爾還引用馬克思關於可以縮短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論述，批駁伯恩施坦關於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不可超越的謬論。但是，由於當時許多左派對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迫切性還認識不足，因而這個問題並沒有成為爭論的中心，沒有在“前提”問題上全麵深入地批判伯恩施坦。
第二次爭論發生在十月革命前後。當列寧宣布在俄國這樣一個不夠發達的國家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幾乎所有國際和國內的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蘇漢諾夫都一齊出動了。他們異口同聲地宣稱：俄國不具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前提。伯恩施坦說，“俄國的社會發展還根本夠不上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它的“農業還占優勢，工業也隻是剛剛擁有就整個說來很少受過訓練的工人階級”。伯恩施坦把布爾什維克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說成“是一個國家還沒有成熟到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程度的最確實可靠的標誌”。
還有一個叫蘇漢諾夫的孟什維克，用三年時間寫了七卷回憶錄，名為《革命劄記》，指責列寧關於在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缺少對俄國社會主義的‘客觀前提’的分析，即對社會經濟條件的分析”，否認俄國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
這次反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先鋒要算考茨基。他寫了一本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其中反複嘮叨的觀點便是“隻有在無產者構成居民多數的情況下，無產者才能奪得國家政權”，“隻有靠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大規模發展”，社會主義才是可能的。考茨基完全把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可能性同生產力發展水平看作是成正比的一個國家資本主義工業愈發達，那麼它的生產力就愈高，它的財富就愈大，勞動就愈社會化，它的無產階級人數也就愈多。而且，一個國家愈民主，它的無產階級就組織得愈好、愈有訓練”。無產階級在鬥爭中“勝利的希望也就愈大”。於是，他宣稱，俄國革命實際上是最後一次資產階級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在他看來，在俄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超越或用法律取消了社會的自然發展階段，俄國在民主革命勝利後，隻有去“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讓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之上成熟起來”，然後才能與西歐無產階級同時爭取實現社會主義。列寧寫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論我國革命》等名著，批判了考茨基和蘇漢諾夫等人的謬論。
第三次爭論發生在列寧逝世以後，在蘇聯即將開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時候。爭論是托洛茨基挑起的。與前兩次爭論稍有不同的是，這次爭論的中心已不是不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能不能、該不該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能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托洛茨基認為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俄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他的論點，一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就要侵犯整個的私有製關係，把階級鬥爭進行到農村去，而農民的愚昧無知，使他們對無產階級采取敵對態度，農民又占多數，這麼一來，無產階級的立足基礎就狹窄、不穩固，無產階級專政無法維持，社會主義無法建成。二是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的增長已經超過了民族的界限，各國經濟都有世界性的分工，不能是孤立的。蘇聯經濟落後，蘇聯工業必須依賴於世界經濟。因此，在一：國範圍內建成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出路在於搞國際革命，隻有在國際革命勝利後，俄國得到西方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才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一個工農敵對衝突論，一個世界經濟分工論，完全離開了列寧的“兩個結合”的思想。其結論是極左的，其根據卻是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所以斯大林不無理由地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斯大林堅持並繼續發展了列寧的“兩個結合”的思想’在《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等論著中批判了托派的觀點。
從上述情況看’自伯恩施坦到托洛茨基，他們反對不發達國家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建設社會主義所搬出來的自以為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幾乎都是一樣的：一曰生產力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二曰工人階級沒有成為居民的多數。他們自稱自己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他們自以為是堅持曆史唯物論，實際上曆史的發展已經證明他們根本不懂得曆史發展的規律。這些我們不必去細說它了。我們需認真研究的是，這三次爭論提供了哪些主要的曆史教訓。
我們需要記取的第一個曆史教訓是必須正確地對待馬克思主義。
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就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經典作家的全部思想理論。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和孟什維克、托洛茨基他們，恰恰就在這個問題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貫要求。他們隻講生產力這個曆史發展的最終決定性因素，並把它歪曲為惟一的決定性因素。有意繞開或任意貶低馬克思主義關於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的思想。伯恩施坦就責難恩格斯晚年關於曆史唯物主義的信件中存在“片麵性”和“誇大”。
馬克思、恩格斯無疑非常重視工人階級人數多寡在革命中的意義，但他們同時指出，“隻有當群眾組織起來並為知識所指導時，人數才能起決定勝負的作用”。而考茨基則說“數量上的優勢是工人階級在任何重大的決定性的鬥爭中所能掌握的惟一起決定作用的武器”。馬克思、恩格斯還多次談到工人運動同農民運動結合的問題，並把能否實行這一結合看作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一個決定性因素。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和孟什維克他們卻繞道而行，回避這一重要結論，用實用主義的、反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使他們墜人了機會主義的泥潭。
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行動的指南，而不是當成教義、當成適合於一切時代和時期的不變的公式；就要學習革命導師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把馬克思主義同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什麼是實行這一結合的關鍵？關鍵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用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向前推進。
考茨基式的機會主義者的可悲之處在於，他們都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卻迂腐到了極點。他們既不真正了解唯物主義，更不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
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生產力發展到舊的生產關係容納不下時，革命才能發車。根據這一規律，他們預測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進程，將是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幾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但是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和孟什維克他們把一般發展規律絕對化、凝固化。他們不去思考時代發生了什麼變化？現實的狀況又是怎樣？更不去思考東方與西方革命的先後、經濟前提與政治前提取得的先後是否可以改變？他們企圖規定革命進程、世界曆史發展的一切形式。然而曆史卻不顧他們的說教而走著自己的路。十月革命勝利了！中國革命勝利了！一係列不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東方走在西方前列，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達到一定經濟水平的前提。此後，社會主義已經不是理論上的爭論問題，而是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探索前進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的曆史任務就在於，研究曆史為什麼會有這種改變，有什麼根據，從而對曆史上和革命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給以科學的解釋和理論的說明。但是，考茨基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這樣，他們仍然固守著陳舊的教條，用抽象的概念、主觀臆造的定義代替對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在他們那裏，如果事實與書本不符，那就讓事實倒黴！這就是在社會主義前提問題上許多持有錯誤理論的人的共同方法。
必須正確地對待人民的革命事業，這是關於社會主義前提問題三次爭論的第二個重要教訓。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反映，同時也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意誌、願望、要求的科學表達。兩者是不能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社會發展的要求、革命前進的需要正是通過廣大人民群眾來表達、用人民群眾的鬥爭實踐來實現的。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這一命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馬克思主義者能夠預見未來，卻不是算命先生，他們是群眾的領袖，卻不是救世主。他們的曆史責任在於正確地表達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組織他們，引導他們，幫助他們總結經驗教訓，帶領他們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巴黎公社革命前夕，馬克思從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這點出發，曾經勸告巴黎工人不要舉行不合時宜的起義。但是革命卻爆發了。馬克思不僅不是責備他們，而是為他們的“衝天的”革命英雄主義感到歡欣鼓舞。革命失敗了，馬克思從這次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中看到了有極大意義的曆史經驗，看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定進步，看到了比幾百種綱領和議論更為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任務”。馬克思這種對待人民革命事業的態度，堪稱世世代代革命者的措模。
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和孟什維克的可悲之處就在於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做革命，怎樣對待人民的革命事業。十月革命是怎麼發生的？難道它是少數人主觀意誌的產物嗎？沒有大多數人民群眾轉歸擁護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十月革命能夠取得勝利嗎？人民群眾為什麼轉變？難道不正是他們在實踐中認識到不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就不能擺脫戰爭的災禍嗎？這種認識不正是反映了當時的俄國社會不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就不能前進這一客觀規律嗎？列寧說得好，“遇到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影響下，難道不能挺身起來鬥爭嗎？這種鬥爭至少會使他們有一些機會為進一步發展文明爭得並不十分尋常的條件”。
托洛茨基的理論為什麼破產？用別的原因都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釋。根本的原因在於他的理論違背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當時俄國廣大工人群眾的意願。廣大人民群眾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度過了國內戰爭以及戰後恢複國民經濟的漫長而艱難的歲月。他們這樣做並不是沒有目標地在曆史的長河中隨波逐流。托洛茨基等人卻說，國家落後，靠自己搞不成社會主義。這顯然是人民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不能接受的。斯大林呢？正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時代》一書中所公正評價的那樣，斯大林堅持的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表達了人民對於建設自己國家的日益強烈的要求，以及他們對於即使沒有外援也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日益增長的信心。……那種認為他們建成社會主義的希望應該寄托在革命遲遲不發的歐洲工人身上的想法，已經開始使他們感到不愉快”。
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孟什維克、托洛茨基他們以真理的壟斷者、曆史的裁判者自居。他們脫離實際，脫離人民。他們理論破產的深刻根源就在這裏。
（作於1982年10月）
§§第二章 中國社會主義體製及其改革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