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甚至早在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就談到中國革命。盡管馬克思、恩格斯當時還不是從無產階級領導的新的民主革命的意義上來談論中國革命，但他們深信偉大而古老的中國將得到解放，並將給東方和西方各國政治革命以偉大的推動。恩格斯說過：“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紮，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馬克思以宏偉的氣魄大膽地預言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係的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這種說法看起來非常奇怪和荒誕，然而，這絕不是怪論，凡是仔細考察了當前情況的人，都會相信這一點。”
誠然，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知道這些落後國家的革命第一步不可能是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的問題是，這些國家革命的第一步勝利後，是否一定還要走西方國家的老路、經曆一個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曆史時期，然後才能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呢？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這個問題本來是十分清楚的。他們提出“不斷革命”的理論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早在《共產黨宣言》裏，他們就講過“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隻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恩格斯到九十年代還不斷地重申這個觀點。但是，這個思想過去和現在卻往往被人搞混亂了。
“曆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在一定的條件下，落後國家可以縮短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的行程，避免或減輕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苦難，走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一個重要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和工人運動的曲折發展，他們越來越強調和肯定的正是這個“縮短”和“減輕”。
1861年俄國農奴製改革以後，資本主義開始在俄國發展起來。俄國能否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一下子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為此，俄國人引用馬克思著作，請教馬克思。1877年，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表示同意下列觀點，即俄國可能“發展它所特有的曆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製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當時有人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論述，並把它變成普遍規律，認為它是各國社會的一般發展道路，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馬克思對此十分鄭重地申明：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幾年以後，馬克思在答複查蘇利奇關於俄國農村公社的曆史命運的信中，進一步發揮了上述觀點。馬克思寫道，他在《資本論》中分析的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曆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它“既不包括讚成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不包括反對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馬克思認為，這裏“一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M史環境”。如果俄國脫離世界而孤立存在，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歐通過一係列進化才取得的那些經濟成就，那麼公社就注定要隨著俄國社會的發展而滅亡；但是，俄國公社處在現代的曆史環境中，整個時代文化較高，資本主義生產與它同時存在，處於資本主義製度不論在西歐、還是在美國到處遭到危機，同科學、同人民群眾以至同它自己所產生的生產力本身相矛盾相鬥爭的境地。這個環境能夠“給予它以實現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的現成物質條件。因此，它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製度的卡夫丁峽穀，而吸取資本主義製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它在現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導到正常狀態，那它就能直接變成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體係的出發點，不必自殺就能獲得新的生命”。正是由於這些條件，馬克思認為俄國有可能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他把那些堅持俄國無論如何隻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才能進人社會主義的人譏稱為“俄國的資本主義製度崇拜者”，並責問他們：如果否認俄國在革命勝利後可以把無產階級政權與資本主義的一切有用的東西“結合的可能性”，從而避免資本主義前途，那麼，就請他們來證明，“俄國為了獲得機器、輪船、鐵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生產發展的孕育期呢？”
馬克思認為，俄國要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必須有俄國革命。……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麼，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複興的因素，變為使俄國比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製度壓迫下的國家優越的因素”。“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曆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製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
上述馬克思的極為重要的思想，歸納起來就是：不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曆史提供的最好機會，奪取革命的勝利，然後吸取資本主義的一切積極成果而避免資本主義帶來的災難，走上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也就是說，可以不走西方資產階級的老路，不必經曆資本主義發展的整個階段，然後再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後來，俄國由於不具備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樣一種超過曆史上一切先例的演變”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而沿著資本主義道路走下去。即使如此，到了九十年代，恩格斯不僅沒有放棄、而是繼續發揮和推廣了馬克思的這個理論。恩格斯認為，“那些剛剛踏上資本主義生產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製度或氏族製度殘餘的國家，可以利用這些公社所有製的殘餘和與之相適應的人民風尚作為強大的手段，來大大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並可以避免我們在西歐開辟道路時所不得不經曆的大部分苦難和鬥爭”，這“不僅可能而且是毋庸置疑”的，並且強調指出，“這不僅適用於俄國，而且適用於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發展階段的一切國家”。恩格斯根據當時的曆史條件認為，要做到這一點，“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由目前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做出榜樣和積極支持。隻有當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故鄉和在它達到繁榮昌盛的國家裏被戰勝的時候，隻有當落後國家從這個實例中看到‘這是怎麼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隻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後的國家才能走上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的道路”。
到了帝國主義時代，社會曆史條件發生巨大的變化，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規律造成了這樣的可能性：社會主義可以首先在不發達的國家、在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取得勝利。不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雖然還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在自己的故鄉、在發達的國家被戰勝，但是他們看到了資本主義製度、帝國主義戰爭帶來的無窮無盡的災難。這樣的國家，如俄國，資本主義經濟雖然不如西方國家發達，無產階級人數也不如西方國家比例大，卻存在更為有利的革命前提：資產階級不如西歐國家的資產階級富於統治經驗，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由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而備感不堪忍受，更富於革命精神、更成熟了；工人階級反對資本的鬥爭有可能同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士兵反戰鬥爭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彙合成革命的巨流，奪取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就這樣終於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俄國首先取得勝利。十月革命的勝利，一方麵修正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革命首先在發達國家取得勝利的預測，另一方麵又證實了他們關於落後國家可能縮短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進程的論斷。列寧正是根據新的曆史條件和曆史經驗，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完整地提出了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學說。“問題是這樣提出的：對於目前正在爭取解放、而戰後已經有了進步運動的落後民族，國民經濟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是不可避免的說法究竟對不對。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製度，然後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
列寧在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這方麵的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第一，創造社會主義的政治前提和經濟前提時間順序是可以顛倒的。在一定條件下，不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首先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前提，然後在此基礎上，在經濟文化方麵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第二，不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在主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通過革命來縮短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進程，由此帶來的某些不可避免的缺陷，可以通過適當延長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來彌補。不發達國家不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應該通過一係列的中間環節，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以“延長”來彌補“縮短”，正是減輕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災難。
第三，不發達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應該也能夠用兩個“結合”解決兩個“不足”。經濟發展水平相對的不高，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低這方麵的不足可以用蘇維埃政權與資本主義的先進經濟文化、科學技術成就的結合來解決。列寧的公式是“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列寧一貫強調要利用資本主義的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甚至認為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取決於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自然，“結合”包含著鬥爭，“利用”需要改造，並非良莠不分，全盤吸取。工人階級人數相對少這一“不足”可以用工農結合，即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來解決。列寧把工農聯盟看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把工人階級能否保持他們對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他們的信任，看成是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重要條件，其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就在於此。
非資本主義道辟的學說是馬列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的同誌卻忽視了這一點，主張民主革命後讓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在工人階級占居民大多數之後，才去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工人階級人數由少數變為多數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廣大農民群眾不斷地貧困、破產，落到無產者的地位。這裏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對待農民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對這個問題采取的是什麼態度呢？
第一，馬克思主義認為，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農民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分化，其中的大部分就要貧困、破產，淪為無產者。但是如果認為不管在什麼條件下，農民隻有這一種命運和前途，那是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的。出路在哪裏？馬克思早就指出，“隻有資本的瓦解，才能使農民地位提高；隻有反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政府，才能結束他們在經濟上的貧困和社會地位的低落”。有了無產階級的政府，就有了農民的新的前途。
第二，在農民還居多數的國度裏，無產階級可以也可能奪取政權，實行社會主義變革。馬克思在批判巴枯寧的謬誤時指出，在西歐大陸各國那種農民甚至多少還占居多數的地方，就可能發生下列情況：“或者農民會阻礙和斷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國到現在所發生的那樣，或者無產階級（……）將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農民的狀況，從而把他們吸弓I到革命方麵來；……”恩格斯也認為，“我們無須等到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後果到處都以極端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等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後一個小農都變成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犧牲品的時候，才來實現這個變革”。這裏，問題提得非常肯定。
第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應該引導農民由私有製向集體所有製過渡，走合作化的道路。恩格斯說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走合作化的道路，而不是走使農民破產的資本主義道路，恩格斯的結論下得十分明確。
至於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工農聯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問題，我們這裏就不必贅述了。
近年來，有些同誌很喜歡弓I用這樣一個論斷：工人階級與其說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苦於資本主義不夠發達。這話馬克思、列寧都說過。什麼意思呢？他們所講的意思是，在資本主義不夠發達的國家裏，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不僅要遭受資本主義的災難，還要遭受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束縛和壓迫；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由於資本主義的不夠發達，經濟文化落後，存在著前資本主義成分，封建主義、官僚主義影響嚴重，增加了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和長期性。所以，在多種經濟成分特別是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存在的情況下，掌握國家政權和經濟命脈的無產階級並不無條件地反對資本主義，還可以讓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絕不能說，人們沒有“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馬克思和列寧講的是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如果隻講後一句，甚至把這個“苦於資本主義不發展”變成了無產階級無條件地“樂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那豈不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
資本主義的發展固然在客觀上為社會主義造成物質基礎，但這是以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難以置信的苦難和犧牲為代價的。十月革命以後半個多世紀的曆史雖然證明了不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風順的，它要經曆無數的困難和挫折；但這部曆史更證明了，這樣國家的無產階級有可能避免和減輕資本主義所加給他們的災禍，隻要方針、政策對頭，把工人階級的政權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結合起來，把工人同農民、工業同農業結合起來，就可能彌補資本主義不夠發達，工人階級數量不多的缺陷，以資本主義製度難以比擬的速度建設起新社會的物質基礎。馬克思早在1853年就預言，隻有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隻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