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奧塔·錫克發表了《共產主義政權體係》一書，認為蘇聯巳形成一個新的特權階層，並認為這個階層的產生是同高度的中央集權製和壟斷的政治體製分不開的。
在80年代後期蘇聯的變革中，戈爾巴喬夫又提出官僚特權階層問題。他提出“經濟中的障礙機製及其社會和意識形態的一切後果導致了社會結構的官僚主義化和各級官僚階層的‘不斷繁衍’。這些官僚階層在整個國家、行政乃至社會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戈氏想用民主化、公開性來掃除體現社會障礙機製的“官僚階層”。他對原蘇共幹部隊伍沒有正確的分析和正確的方針，使改革缺乏一支可依靠的較穩定的力量。這是其變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這裏不來詳細評論各個時期的理論和實踐。這裏提出相同或類似觀點的人政治麵目很不相同，有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有非馬克思主義者，有“左”的，有右的。他們提出的解決“官僚特權階層”問題的途徑、目標各不相同，有想按巴黎公社原則來搞社會主義的，也有論證實行多黨製的必要性的，等等。情況頗為複雜，對其理論和實踐簡單的否定或肯定顯然都是不妥當的。但是，這個問題被反複提出本身就清楚地提醒人們：這個問題值得重視，回避不得。
二、官僚特權階層形成的條件、特征及其與蘇聯劇變的關係
蘇聯是一麵鏡子，蘇聯劇變提供了極為深刻的教訓：官僚特權階層的存在必然使社會主義發生變質；蘇聯官僚特權階層是蘇聯發生劇變的決定性社會力量。因此本文的這一部分主要就是以蘇聯為典型例子來說明問題。
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呢？從上文可見看法各異。奧塔·錫克認為蘇聯官僚體製早在列寧時期就已開始；托洛茨基、吉拉斯等則認為它形成於斯大林時期；“九評”則認為它是在赫魯曉夫“篡黨奪權”之後，對原幹部隊伍實行清洗之後才形成的；而現在中國的許多學者認為蘇聯特權階層形成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這些不同判斷產生於不同的理論觀點和政治傾向。但是，蘇聯確實存在一個官僚特權階層則是多數人的共識。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是：什麼製度和體製造就和維護著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
第一、政治條件：對權力的壟斷和控製是形成和維護蘇聯特權階層的根本前提。蘇聯式的一黨製使黨權高於一切，決定一切，從而使一些官員難免產生濫用權力謀取權勢集團的利益的動機。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製約、限製、監督蘇共的權力。在一黨高度集權的條件下，人民代表機關實際上成為通過黨的指示、決議的表決機器，形同虛設。這裏特別要提出的是蘇共通過普遍實行幹部委任製，緊緊掌握著人事大權，從而使各級官員成為社會的公仆、人民的勤務員成為一句空話。而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製又強化了這個階層對權力的壟斷。
第二、經濟條件：對國家和社會財富的支配和間接直接的占有。蘇聯實行的是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兩種形式的公有製，在勞動者同生產資料仍處於分離的狀態下，生產資料實際上是由管理階層支配，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官有製”。指令性的計劃經濟使經濟的決策權集中在管理階層手中，從而使管理者階層通過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占有、侵吞和揮霍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成為可能。
在社會轉型期，蘇聯（俄羅斯）官僚特權階層利用所有製結構的調整、私有化以及轉軌時期的多軌製，對社會財富和國家財產從支配到公開地直接占有，從非法占有到“合法”的占有。在轉型時期暴富起來的新俄羅斯人一般都是有直接或間接的權力作為背景的。
第三、思想條件：對意識形態的嚴密的全麵的控製，使蘇聯管理階層失去輿論的監督。在維護黨的威信、領導人的形象、社會主義的利益的旗號下，把宣傳輿論工具導向維護少數人的特權，掩蓋其損傷、背離社會主義的真相。這種文化的專製主義的目的是為維護這個階層的政治、經濟特權服務的。
這個官僚特權階層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相比有何特征呢？大致有以下幾點：
其一是排他性，即宗派性。它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產黨沒有任何與整個階級不同的特殊利益的原則，自覺不自覺地以維護官僚統治集團的利益和特權為行為的重要標準。他們也常常打著為“國家”、“民族”和“全民”的利益服務的旗號，實際上首先是為維護這個階層的地位和利益服務的。這個階層對於社會下層、對人民群眾來說，是官官相護，互相包庇，形成盤根錯節的關係網。在這個階層內部則拉幫結夥，勾心鬥角，如赫魯曉夫時期的“烏克蘭幫”、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第聶伯幫”。
其二是虛偽性。這批人表裏不一、言行不一，特別是對共產主義理想、對共產黨的宗旨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會上一套，會下一套。使共產黨的威望，社會主義的信譽受損和喪失，正是這個階層的虛偽性造成的。筆者幾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講道對蘇聯社會主義傳統價值觀念最有力的衝擊莫過於蘇聯權貴們自己的表演了。當蘇聯的平民百姓從有限的孔隙中窺見這些傳統價值觀念的布道者是如何熱衷到西方‘禁地’旅行、如何嗜好西方的時髦商品時，過‘左’的、悖乎常理的那些說教，便成了使權貴們難堪的諷刺，連體現社會精神文明的‘正品’也受到重重的傷害而少有市場。”
其三是保守性：同原來的體製利益攸關，因而目光短淺，頑固守舊，滿足現狀，不思進取。這種情況突出地表現在勃列日涅夫當政後期，同高層領導人年齡老化相隨出現的是思想保守僵化，隻求“穩定”，連“改革”二字都不提了，隻提“完善”、“改良”，其實得到“完善”的就是帶著嚴重弊端的蘇聯模式。這使蘇聯在急需實行模式轉換的時候止步了。於是，社會停滯，經濟發展速度逐步減慢下來。蘇聯在表麵穩定之下潛伏著各種危機。
其四是壟斷性：這個階層具有強烈的統治欲、控製欲，早已由名義上的“社會的公仆”變成“社會的主人”。他們壟斷著黨、政、軍、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權力，建立了曆史上任何統治集團無法比擬的對全國從上到下的嚴密的統治網，從而窒息了廣大人民群眾建設新社會新製度的積極性和首創精神，使社會逐步喪失其勃勃生機。幾乎曆史上社會主義問題的有識之士都揭露過這個階層的這個特性。俄共現主席久加諾夫認為蘇共的失敗在於對財富、權力和真理的壟斷，這個一語中的的結論正是對以往這些思想觀點的總結。
其五是貪婪性和顛覆性：當蘇聯模式眼看難以維持下去時，這個階層中的先覺者不能不起而準備變革，其中一部分人在變革大潮中看到其新的出路，乘社會轉軌之機放手利用權力肆無忌憚地掠奪和侵吞國家和社會財富，形成新俄羅斯人這個新的權貴階層，革除舊體製的弊端變成了整個地拋棄社會主義製度。蘇聯人好走極端的天性使這些人成了社會主義製度的顛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