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教訓使我們認識到，舊體製不改革就沒有出路，隻有通過改革才能解決矛盾、協調各方利益關係，才能有真正的穩定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利用權力掩蓋和捂住矛盾，社會就會停滯，穩定隻能是表麵的、暫時的和脆弱的，其結果可能招致更大的不穩定、甚至釀成動亂。相對的穩定是改革順利進行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有穩定，改革可能翻車，發展無法實現；而發展則是改革順利推進和社會穩定的最重要基礎，也是目標。離開發展，穩定就沒有了基礎，改革就可能因社會混亂和經濟滑坡而陷入泥潭，所以改革、穩定與發展三者密不可分，不能顧此失彼。
我認為，近20年來我們黨最成功的領導經驗之一，中國改革領導者的領導藝術的最重要體現，就在於正確地處理好改革、穩定和發展三者的關係。我們現在又麵臨改革開放新的形勢和新的更艱巨的任務。可以斷定，隻要我們十分謹慎地處理好三者的關係，就一定能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
五、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維護黨的集中統一，才能保持黨的戰鬥力，增強黨的生機和活力執政黨的成敗，首先在於黨自身的肌體健康，具有生機和活力。黨的建設直接關係到覺的執政能力、水平。黨的肌體健康要靠製度建設，特別是根本的組織製度和領導製度，即民主集中製的建設，而重點是黨內民主製度的建設。
蘇東國家喪權亡黨，關鍵的因素還是黨的建設沒搞好，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黨內民主不足，甚至遭到破壞和踐踏。這表現在：黨內權力體係的倒置（用黨章的規定作為標準來看）；各級黨組織領導人的獨斷專行和家長製現象；民主選舉流於形式，形成實際上的廣泛的委任製；黨內監督十分薄弱，特別是最高權力缺乏監督；黨員民主權利得不到尊重，特別是持不同意見的黨員民主權利得不到保護等等。
民主的不足和遭到破壞造成黨員長期缺乏積極性和主人翁感；黨內表麵上的一致掩蓋著越來越深刻的思想政治分歧；領導者與被領導者貌合神離，會上會下言行不一，黨的組織實際上處於渙散無力的狀態。形式上的集中統一經不起政治風浪的衝擊。東歐一些執政黨在劇變中的分裂潰散、波蘭統一工人黨大批黨員加入反對派組織——團結工會、戈爾巴喬夫宣布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吋蘇共黨員驚人的無動於衷，都是這些黨長期缺乏民主，從而導致思想混亂、政治分歧、組織渙散的結果。黨的戰鬥力、凝聚的喪失成為蘇東劇變的根本性因素。
我們黨改革開放20年來執政成就的取得，正是我黨加強黨的建設的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發展，也將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緊緊圍繞著覺的中心任務，通過加強黨的建設，尤其是發展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的發展。
六、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進行理論創新；不斷推進黨的思想建設，才能使執政黨永葆青春，從而保證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
代表人類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麵旗幟。堅持這麵旗幟，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才能無往而不勝。這也是共產黨執政的一條規律。而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的方針，勇於進行理論創新，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度。
重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這本來是共產黨的一大優勢，但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當成教條，就非失敗不可。蘇共的失敗也在於長期搞教條主義、脫離實際、思想僵化。“實際”是西方資本主義在不斷自我調節，在發展，他們卻半個多世紀唱著“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老調，不去研究人家的新情況；“實際”是蘇聯長期以來民族矛盾十分尖銳，民族對立時有發生，他們卻高枕無憂地大唱“民族問題永遠解決了”的高調。長期對市場經濟的批判社會矛盾、特別是對抗性矛盾的不承認，都是其拘泥於“經典”結論的結果。思想理論的停滯落後，使蘇共無力回答和解決、或者以錯誤的認識和方式來回答和對待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這樣當然不能不失敗。長期搞教條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蘇共在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麵前潰不成軍、丟失馬克思主義理論陣地的根源。
我們黨也犯過指導思想脫離中國實際的錯誤，使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遇到嚴重挫折，但是，正如江澤民同誌在“七一”講話中所說：“我們覺能夠依靠自已和人民的力量糾正錯誤，戰勝挫折，繼續勝利前進，根本原因就在於重新恢複和堅決貫徹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啟示我們：第一，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必須創造一個寬鬆的社會環境和民主的政治氣氛。搞個人專權、一言堂，搞文化專製，創新隻能是一句空話。第二，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陣地必須堅決克服形式主義的思想教育方式。不管受教育者聽不聽，聽得進去聽不進去，“灌輸”就是一切，這是對理論教育的不負責任，是一種消極怠工的表現。第三，加強理論隊伍的建設十分必要。隻有培養一支把黨性和科學性結合起來，不唯上、不難書，不當風派、敢說真話，善於思考、敢於探索的理論隊伍，黨的理論創新才有希望。正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所指出的：“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迸，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原載《前線》，2002年第5期；中宣部《學習活頁文選》2002年第15期；《新華文摘》2002年第8期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