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語錄（十二則）
《論語》《孟子》《論語》是一部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書，係儒家經典，影響巨大。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
《孟子》，儒家經典，主要記載孟子的言行，由孟子和他的弟子萬章等編撰。全書風格統一，行文自然流暢，反複論辯，引譬談喻，說理極其透辟，對中國散文發展影響很大。孟子（約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縣）人。他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學說，成為孔子之後儒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一）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裏仁》）
（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
（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
（四）
子曰：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兕也。（《論語·子罕》）
（五）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
（六）
子曰：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七）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八）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孟子·梁惠王上》）
（九）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十）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裏之城，七裏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公孫醜下》）
（十一）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裏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先必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孟子·告子下》）
（十二）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孟子·盡心下》）
這篇課文所選取的十二則孔孟語錄，內容主要側重在人格修養方麵。
孔子的不為富貴違仁、從善如流、鬆柏後凋、身正令行、殺身成仁等思想，孟子的為民父母、推善及人、與民同憂樂、得道多助而失道寡助、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民貴君輕等思想，都是社會經驗和淵博學識的結合，充滿真知灼見，作為“孔孟之道”的精華，兩千多年來一直為後人廣泛傳誦。
孔子強調“仁愛”，孟子重視“仁政”，從“仁愛”到“仁政”，從修身到治國，仁義之心一脈相承，說明儒家學說一貫把人格修養看做是經世治國的精神基礎和先決條件。
這些語錄精辟警策，富於哲理，讀來發人深思。比喻、對偶、排比等修辭手法的運用也增強了語言的練達和說理的氣勢。
《貨殖列傳》序
司馬遷司馬遷（約前145—前90），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西漢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他的代表作《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自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始出年間3000餘年的曆史，共130篇。其中“本紀”12篇，“世家”30篇，“列傳”70篇，“表”10篇，“書”8篇，共52萬餘字。《史記》在史學和文學兩個方麵，對後世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穀、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裏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虞不出則財匱少，商不出則三寶絕。”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國，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曾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史記·貨殖列傳》，嶽麓書社，2001年版
本文為《史記》中《貨殖列傳》的開頭部分，是司馬遷闡述其經濟思想的主要論文。《太史公自序》：“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以時而息（孳生）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這幾句話說明了司馬遷作《貨殖列傳》的用意。在漢武帝大力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的情況下，司馬遷能夠注意社會的經濟生活，並且清楚地認識到生產、交易、財富等的重要性是難能可貴的，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司馬遷治史的獨立思考品格和創新精神。誠如他自己所言，《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在曆史著作中寫入經濟問題的人，他的經濟觀點主要體現在《貨殖列傳》、《平準書》中。
在此序中，司馬遷以他獨立治史的求實精神，深刻地分析了當時社會的經濟現象，闡述了他的經濟思想。他認為：1.肯定物欲是人的本性，是符合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統治者因而隻能因勢利導、教育規範，不能人為地阻礙或禁止，更不能與民爭利。2.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有社會分工，農、工、虞、商都是社會所需，不可缺少。3.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指出經濟繁榮是人民生活安足、國家強盛的基本條件。4.認為經濟因素決定人的道德水準及社會地位，掌握經濟權的人可以操縱社會輿論，從而揭露了統治階級所標榜的封建道德的虛偽性。
誡子書
諸葛亮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陽都（今山東沂南縣）人，三國時蜀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千百年來，諸葛亮成為智慧的化身，其傳奇故事為世人傳誦。諸葛亮的著述，在《三國誌》本傳中載有《諸葛氏集目錄》，共二十四篇。後人所編，以清人張澍輯本《諸葛忠武侯文集》較為完備。諸葛亮一生主要著作有：《前出師表》、《後出師表》、《隆中對》等。諸葛亮韜略嫻熟，多謀善斷，長於巧思，曾革新“連弩”，可同時發射10箭；作“木牛”、“流馬”，便於山地軍事運輸；還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複何及！
諸葛亮寫給兒子諸葛瞻的這封信，中心是要求兒子培養品德，增長才幹。據《三國誌·諸葛亮傳》記載：“初，亮未有子。”後來才有了兒子，但對他並不溺愛。亮在與兄謹的信中說：“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了解深刻，慮其成長，這是諸葛亮愛子、教子的出發點。本文和“望子成龍”的傳統觀念不同，提出了淡泊明誌、寧靜致遠的教育觀點，從德才兩方麵都提出了嚴格要求。盡管這些有封建內容，但其精神仍可借鑒。本文短小精悍，言簡意賅；多用偶句，但不呆板；音調鏗鏘，朗朗上口，是一篇膾炙人口的名篇。
祭十二郎文
韓 愈
韓愈（768—824），字退之，漢族。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唐代文學家、哲學家。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諡號“文”，他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韓愈還是一個語言巨匠。他善於使用前人詞語，又注重當代口語的提煉，得以創造出許多新的語句，其中有不少已成為成語流傳至今，如“落井下石”、“動輒得咎”、“雜亂無章”等。在思想上他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裏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