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宋“講武禮”的延續
之後的宋光宗延續乃父孝宗重視“講武禮”的傳統，淳熙十六年（1189）甫一繼位的光宗就依慣例，於當年冬季進行了一次“大閱”，但是目前筆者所能見到的史料對此次“大閱”均言之不詳，猜想大致仍遵守了宋孝宗以來對“講武禮”所作的詳細規定，其目的可能是在政權交接時通過“大閱”來穩定軍心，保證皇權平安過渡，在此處表現出來的是政治和軍事意味並重，與乃父時期“講武禮”的內涵相比，既是繼承，也是變化。
但由於宋光宗短暫的統治時期與乃父孝宗關係緊張，引得朝野喧鬧，再加上自己身體欠佳，政局動蕩不安。在這種情形下繼位的宋寧宗，本來就有“逼宮”之嫌，同時為了穩定人心，顯示自己對於祖父政績的尊敬和延續，舉行“大閱”的政治意義不言而喻，慶元元年（1195年）“（十一月）丁未，命宰執大閱”。對“大閱”的細節參照淳熙十六年的例子做了非常詳細的規劃，可以看出南宋朝野對此非常慎重，究其緣由，可能是宋寧宗初繼位，政局動蕩，讓宰相代行“大閱”，可以穩定人心，必須讓軍隊內部保持穩定，這才能保證南宋王朝的長治久安。
之後宋寧宗似乎對於由宰相代行猶不滿足，決定親自“大閱”。“（慶曆）二年七月十七日禦筆：‘朕欲今冬親幸茅灘大閱，有行合事，令所司條具文奏。’”郭杲、劉超等上奏由於茅灘教場被湖水侵襲，整修費力，建議移至龍山教場舉行，此後又因為龍山教場狹小，改至候潮門大教場。而檢閱之前，還發生了一個插曲。由於士兵得知“大閱”消息後，急於得到賞賜，造成軍情沸沸，令宋寧宗與宰相們一度緊張萬分，最後不得不匆匆下令依前賞賜軍隊了事，同時也適時地表達了對士兵的關心，“今來大閱為天寒，恐出來太早，有勞人馬及在路排列佇立。可令殿步司量度諸寨遠近，令恰好出寨約天明畢辦。其合起居，止令聲諾。”
校閱當日，宋寧宗依禮製：
上幸候潮門外大教場大閱。臣僚及儀衛等並戎服扈從。至教場，皇帝登亭，宰執、侍從、知閣、王（此處似應作正）任侍立，管軍奏人馬成列，諸軍統製、統領、將佐等各就隊伍，拜呼萬歲者三，乃奏馬軍分合，取旨發嚴。舉白旗聲四鼓，變作方陣；次皂旗聲一鼓，變作圓陣；次舉青旗聲三鼓，變作曲陣；次舉緋旗聲二鼓，變作直陣；次舉黃旗聲五鼓，變作銳陣；次弩手射，射人馬分東西兩廂；次奏教絕人馬擺當頭；次謝恩，從駕還內，先拽諸處排列人馬；次教場軍馬拽隊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擺起槍旗，一鼓一金拽行。
按照傳統儒家的道德觀，宋寧宗可說是在臣子們逼迫光宗退位之後被推上皇帝寶座的，甚至可說是“不孝”，因此其在登位後短短兩年內先後兩次舉行“講武禮”。對待此禮在態度上竭力強調是“繼承”祖父遺製，有意無意間將其父忽視，如前所述，正是在向全國宣布君主的合法性和神聖性。而韓侂胄排擠掉趙汝愚，成為宋寧宗朝第一位權臣後，經他人慫恿，想借“恢複”以鞏固其地位。嘉泰二年（1202）的“大閱”大概就是為即將到來的“北伐”製造聲勢，激勵士氣，也是對“講武禮”軍事意義的一次延續。
但奇怪的是，在之後的“開禧北伐”前沒有舉行“講武禮”，以昭顯皇帝對戰事的重視，隻是於開禧元年（1205）六月，草草命令各地長官檢閱軍隊。究其原因，可能是事出倉促，整個戰爭都是在匆忙中發動，更遑論出征之前舉行君主親臨的盛大“閱武”這種費時費事的儀式。而且也從側麵表達出“講武禮”在南宋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已經顯出頹勢，更甚的是連軍事意義也在慢慢消褪。
五、南宋“講武禮”的衰落
宋理宗的繼位更是異乎尋常，突然之間繞開事實上作為“皇儲”多年的濟王成為皇帝，縱然有朝內權臣的支持，但是民眾的議論免不了四處遊走，這次的皇位繼承不具有正當合法的基礎，幾乎可算是一次篡位。再加上之後的濟王被逼自殺事件，令處於風口浪尖的理宗寢食難安。與之前的兩位皇帝不同，理宗沒有借用“講武禮”彰顯皇帝的威嚴，而是通過將“道學”上升為官學來換取士大夫對於自我承認，並且取得了成功。解決了政治上的問題，來自外部的軍事威脅日益嚴重。因此，理宗朝的“講武禮”應該更多的表現在軍事方麵的積極意義。
端平年間，南宋借金亡之際，中原一帶暫時權力真空，派人謁陵，並遣兵收複兩京，朝野上下為之一振。但隨之蒙古軍隊以此為借口轉頭南下攻宋，南宋的國防陡然緊張起來，此時朝廷內又因為之前的“入洛”舉動議論不斷，派係鬥爭激烈。而麵對蒙古鐵騎咄咄逼人的氣勢，宋廷亟須重振“端平入洛”造成的低落士氣，端平二年（1235）未行即止的那次大閱，大概便出於此種考慮。但是不知什麼原因，此次“大閱”沒有實現，“時議禦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哄，為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喬）行簡以聞，戮為首者二十餘人，眾乃帖息”。想借“講武”激勵士氣，結果適得其反，南宋後期“兵驕將惰”的情況暴露無遺，在孝宗朝一度重振的武力隨著帝國的衰敗，已經不可避免的走向瓦解。
此後南宋國勢日漸衰敗，在蒙古軍隊的進攻下，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雖然在寶祐元年（1253）又舉行了一次大閱，但是史言不詳，已經無從知道具體內容。起因則可能是由於之前在軍事上取得一次勝仗，理宗欣喜萬分，麵對蒙古軍隊的迅猛進攻，亟須乘此所謂“大捷”舉行“大閱”，提升軍隊抵抗外侮的信心。
但是當時朝廷內的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國家麵臨的險境，期望理宗能夠以軍旅之事為先，不要末了再後悔莫及。真德秀在給理宗的奏折中回顧了宋朝先代帝王的“閱武”傳統：“昔我藝祖，肇造區宇，而北狄尚強，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於宿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砲也，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醜夷。及我孝宗躬受付托之重，欲成複仇之勳，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於白石，明年大閱於茅灘，躬禦戎服，震憺天威。而鐵簾之射，創自聖意，偏校小卒皆得奏技於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值虜方張，勳未克集，亦足大競王室，使醜蘖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希望理宗能以孝宗為榜樣，留心武備，激發士氣，“使國威一張，殊鄰遠憺，襄漢之清，日月可冀矣。”解除前線軍事危機，抵禦北方蒙古入侵，重振國勢。
盡管許多臣下已經看到了王朝麵臨的危機，期望以“講武禮”來激勵士氣，借此來挽回國家的頹勢。但是理、度二帝先後將大權交於賈似道，無暇朝政。而賈氏無力振作國勢，隻是粉飾太平，得過且過。無視蒙古軍隊的危險，將“講武大閱”置之腦後，“講武禮”也同北宋末年一般，被人們淡忘，逐漸從南宋君臣的視野中消失。
“講武禮”既是帝王對外炫耀武力的手段，又是其向國民顯示皇權至高無上的重要措施，是“神權政治”與軍事威武的結合體。由於皇位繼承上的特殊性，南宋的數位君王都需要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同時由於北方還有一位帝王的存在，又必須體現自我的正統、唯一、神聖，所以在南宋時期“講武禮”一度是皇帝炫耀權力的重要手段，向國民確認人間社會秩序依舊不變。
而且緣於南宋的軍事形勢，“講武禮”能夠起到震懾外敵，顯示國家強大軍事實力的重要作用。所以南宋“講武禮”不論從規模、持續時間，都要比北宋時期更加繁盛。當然，“講武禮”終究是為現實服務的，在政治生活中不需要它的存在，它也會馬上失去輝煌的地位，再加上當政者對邊境形勢和軍隊建設的忽視，富有積極軍事意義的“講武禮”不可避免從國家的禮製中消失。即便如此，南宋“講武禮”依舊表現出其獨特的政治含義，這與前後曆代均有較大區別，同時也是我們考察兩宋時期皇權政治的重要嵌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