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軍由於受關注程度有限，軍事訓練進行的也不盡如人意，陳次升談到山東半島沿海水軍戰船損壞，士兵不懂駕駛，“刀魚戰棹船，因循損壞，久而不修，兵級亦不教習乘駕。”
（二）邊境地區軍訓開展不平衡
在宋遼澶淵之盟前，“河北最號勁兵之處”，自宋真宗以後宋遼長期和平局麵，河北前線軍隊訓練早已非常鬆散，雖有前述韓琦、蘇軾等人嚐試加強，但隻是杯水車薪。
建中靖國元年（1101），張舜民上書談到河北邊境定州檢閱軍隊，“即今春秋大教，盡數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為河北屯兵之處，尚乃如此，其它州軍，即可知矣。咫尺狄境，聲跡相聞，使形勢如此，豈得安便？”
宣和三年（1121），通奉大夫、新除戶部尚書沈積指出河北地區軍隊將領對於軍事訓練僅僅是應付了事，“將佐未嚐朝夕親臨，訓以馳射格鬥之事。”而且“武勇者無賞，退惰者不懲。而州郡兵官，違法占留，率不依次赴教。”全無規製可言，是極大國防隱患。
事實證明，這種擔憂是有道理的，之後女真鐵騎正是輕鬆突破北宋河北防線，長驅直入的。甚至在磁州出現金人十七騎兵擊敗北宋河北路兵馬鈐轄李侃禁軍二千人的事件。
至於在北宋中期之後取代河北成為精士健馬集中地的陝西，一直號稱“獨西兵可用”，童貫主持陝西軍伍後，專務開邊，遂至“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宋欽宗時期監察禦史餘應求劄子：
軍政之壞久矣，自童貫啟邊事，二十年間西北之兵逃亡散失不可勝數，東南之兵遊手末作，不習武藝。一旦號召，至者無幾，驅之行陣，未戰先遁。後有緩急，豈可複用此兵？革未弭而士馬不強，為可慮者。
這樣的評價雖然有些誇大，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宋末年軍事訓練強度和力度均大不如前。
石公弼論東南軍政之敝，以為“有兵之籍，無兵之技。以太半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然之患。”
直至敵人兵臨城下，北宋上下才陡然緊張，開始對軍事訓練鬆弛狀況進行反思，“將驕卒惰，賞罰無章，每戰輒北”，將帥對於軍訓漠不關心，士兵“或以組繡而執役，或以機織而致工，或為首飾玩好之事，或為塗繪文縷之事，皆公然占破，坐免敎習名偏”，導致“兵陣敎習之法日廢”。
在金軍第一次包圍開封之時，當政的李綱曾臨時製定訓練方法，頒下施行。靖康元年（1126）金軍北退，宋欽宗下詔：
軍兵久失教習，當汰冗濫。今三衙與諸將招軍，惟務增數希賞，但及等杖，不問勇怯。招收既不精當，教習又不以時，雜色占破，十居三四。今宜招兵之際，精加揀擇，既係軍籍，專使教習，不得以雜色拘占。又神臂弓、馬黃弩乃中國長技，宜多行教習，以扞邊騎。仍令間用衣甲教閱，庶使習熟。
具體提出了一些軍事訓練的措施，但即便堅決執行命令，短期內也很難訓練出精兵，何況還在緊張戰爭時節。最終由於種種因素影響，北宋倒在女真鐵騎衝擊下。
不過，不能據此對北宋尤其是北宋後期軍事訓練一概否定。宋軍在西北地區與西夏戰爭持續十餘年，軍隊如果沒有良好的訓練作為保障，怎麼能夠與西夏鐵騎作戰？童貫在西北對軍政是有一定負麵影響，但還不足以敗壞全局，《宋史》中“軍政盡壞”的評價有失偏頗。何況西北還有種氏兄弟、姚平仲、折可求等武將，能征善戰，對軍事訓練當不會輕視。《宋史》中談到陝西的民風時，說：“被邊之地，以鞍馬、射獵為事，其人勁悍而質木。”並且當時西北地區部分堡寨都建有教場，以便隨時訓練。宋軍在收複湟鄯的戰鬥中已經顯示出具有較高的戰術素養，這些與日常艱苦訓練密不可分。
北宋末年西北軍隊由於實戰經驗豐富，訓練比較係統，戰鬥力較強，一直是朝廷主要部隊。在與金兵的數次遭遇戰中，宋軍士兵作戰不失英勇，但由於他們的對手是更加英勇善戰的女真騎兵，加上臨場指揮與協同作戰方麵的失誤，造成了增援太原等幾次重大戰役失敗。僅僅依據這些就斷定北宋禁軍訓練不精，進而否定整個北宋軍事訓練體係恐怕有太強片麵性。北宋軍事訓練的弊病在於，總是在某些時間段或地域能夠將軍訓開展相對良好，而不能將之推廣，使全國或者全軍範圍內保持軍訓水平一致。北宋帝國的轟然倒塌，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但是在軍事訓練上某些指導政策失誤很值得後世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