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哲宗時期的軍訓
宋神宗年間整軍活動使得當時禁軍訓練非常艱苦，嚴格的軍事訓練對習慣於以往懶散生活士兵，不可避免造成一定影響。河北邊境一度有士兵為了躲避訓練，叛逃至契丹境內。因此元祐年間範純仁奏道：“尚有禁軍常日教閱弓弩，鬥力太重，比之祖宗舊法，驅率甚嚴。”
舊黨當權者著手對宋神宗的訓練方式進行改變。首先減免訓練賞賜：“詔諸將下遇大教，弓弩、槍刀、標牌、野戰格鬥，無給賞，其排日教閱，自依將法。”又刪去元豐時製定的部分訓練方法，認為宋神宗命令士兵誦讀“教閱法”太過辛苦，並對訓練無用，遂加以取消。
不過，這並不是要完全摒棄熙豐年間注重軍事訓練的優良傳統，部分舊黨隻是認為宋神宗推行的訓練過於嚴厲，元祐元年（1086），蘇轍在奏折中認為既然訓練中賞賜比宋神宗時期有所降低，就應降低禁軍日訓練強度，充分調動士兵積極性，以增加其在實戰中戰鬥欲望：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槊、擊刺、弓弩、鬥力，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效，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為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郡往即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為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為疑也……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為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
此後訓練中的賞賜隻是相對減少，並非完全取消，“每歲監司親至按試，支散錢米及銀帛之類。”
元祐八年（1093），蘇軾知定州，“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軍隊訓練情況實在不容樂觀，“被甲持兵，行數十裏，即便喘汗。”但是又忌憚契丹態度，不敢明目張膽加強軍事訓練，遂決定進行一次大閱活動，激勵士氣，取得不錯效果。
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墯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
宋哲宗親政之後，訓練秉承宋神宗遺風，規製很嚴，“立巡教使臣罰格”，明確了將領對軍事訓練職責所在，增加訓練鬆弛者懲罰力度。總體來說，軍事訓練大致遵循了宋神宗朝發展軌跡，變化不大。
二、宋徽宗時軍訓的敗壞
宋徽宗時期，由宦官童貫主持陝西軍伍，成為驍勇善戰“西兵”的最高統帥，高俅則為“殿帥”，這兩人一內一外，長期主兵，對軍製破壞很大，軍訓不可避免受到負麵影響。不過，也不是說軍訓就已經消失，雖有破壞，但不至於動搖根基。
（一）內地軍訓名存實亡、武備不修
北宋建立後，將全國精兵集中於京師開封周圍，以後雖然經過發展變化，但是在京禁兵大致維持了不小規模。宋徽宗年間高俅擔任三衙長官，駐紮在京師周圍的禁軍訓練所受負麵影響最為強烈，大量士兵淪為達官顯貴的仆役：
多占禁軍以充力役，凡所占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複借權幸。軍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教閱。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俅率斂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雖禁軍亦皆僦力取直，以為衣食全廢，教閱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令免教，無錢者又營生廢教。
這使得在京禁兵軍事素質很差，宣和七年（1125）金兵南侵，自開封發兵前去抵禦，士兵“逶迤前去，往往上馬輒以兩手促鞍，不能施放，大凡倉促如此，不暇悉數。”以致在金兵圍城時出戰，“兵不成行，戰全無紀律，騎兵不肯鏖戰，前致敵騎衝突，遂敗我師。”內地軍隊日常軍事訓練早已經荒廢殆盡，葉夢得在許昌看到“器械刓朽，教場鞠為蔬圃。”
即便如此，宋徽宗等人還沉迷於軍事訓練開展良好的幻想之中，政和五年（1115）某次宮廷娛樂宮女表演武藝，“鳴鼓擊柝，躍馬飛射，翦柳枝，射繡球，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令士兵“皆有愧色”，而宋徽宗表示出對軍事訓練的擔心，蔡京等急忙上奏：“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竭力掩蓋軍事訓練鬆弛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