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民兵訓練都安排在農閑季節進行，尤其是每年冬季：
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一日，依義勇法，冬教二月。每月赴縣教閱，五都保以上，分四番，自十月起教，至正月罷。令保即先從多教，周而複始，仍降畫一處分。府界三路已罷團教，其提舉錢糧官司並罷，撥與教閱司兼領。皆自來年正月一日施行。”
而陝西、河北等地民兵因為經常執行作戰任務，也要如正規軍訓練誦念教閱法式，“詔府界、河北、陝西集教民兵步人，可並令兼誦念格內步槍法。”
五、關注水軍訓練
宋神宗年間，伴隨著全國範圍內軍事訓練蓬勃開展，水軍訓練也再度受到一定關注。熙寧七年（1074）樞密院給宋神宗所上的邊防事件中，其一就是：“河陽別置水軍五七指揮，遣船習戰，以備敵濟渡者。”河陽是黃河的一個重要渡口，在此創立水軍，加強訓練應該說具有一定戰略意義。但宋神宗認為：“河陽置水軍不行，仍令樞密院於登州增招刀魚戰船兵，團結閱習，準備差使。”這與其對軍事訓練重視態度背道而馳，歸根結底，還是緣於水軍戰略地位不高。
北宋水軍在早期統一戰爭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後，接下來由於國家幾乎沒有遭受任何來自水上的軍事威脅，其軍事地位呈下降趨勢，主要職責是維持地方治安，緝捕盜賊，並且多部署於南方地區。元豐六年（1083），知宣州陳侗請求在沿長江州軍設立水軍，以巡檢專管訓練，“以巡檢主之，教以水戰，當責巡捕。”目的也隻是為了對付地方強盜。訓練當然不可能被加以重視。
而登州地區水軍得到一定重視，原因是其地與遼所轄遼東半島隔海相望，地勢險要，“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宋初以來，當地水軍訓練就很受重視，“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鑒於這一區域的地理位置險要，戰略意義重大，水軍日常訓練較正常。
六、改革陣法訓練
陣在中國起源甚早，大概夏商時期在戰場上已廣為應用。唐代名將李靖認為經過陣法訓練的士兵才是“有製之兵”，“不可敗也”。北宋建立之後，對戰陣訓練依舊十分重視，但自宋太宗朝開始陣圖大行其道，戰陣訓練逐漸變得機械呆板，不適用於軍事訓練。慶曆四年（1044），歐陽修在河東看到的戰陣訓練，“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例程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隻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
宋神宗改革軍事訓練的同時，對陣法訓練傾注較多注意。熙寧五年（1072），將蔡挺在涇原路的衙教陣隊法推廣全國。熙寧七年（1074），趙卨的結隊法得到宋神宗肯定後，也被推廣全國。
宋神宗本人製定九軍法，被時人認為“先是，上親以古兵法製九軍營陣，凡出戰、下營、互變、分合、作止、進退、方圓、尖直，肄習皆盡其妙。”對諸葛亮的八陣和李靖的六花陣都進行了探討。而對當時朝野上下推演出的眾多作戰陣法，宋神宗也批評這種教條化傾向：“朕嚐覽近日臣僚所獻圖皆妄相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期望能夠真正尋找出適合於訓練與作戰的陣法。
宋神宗時期加強軍事訓練效果應該說還是比較明顯的，特別在西北地區，宋軍戰鬥力得到明顯提升，湧現出如劉昌祚、郭逵、種諤、曲珍等一大批勇將，在對西夏的作戰中一舉扭轉頹勢，奪回戰略主動權。至此西北軍隊成為北宋精銳之師，對北宋末、南宋初年的軍事形勢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