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在《修辭學》中說過：“既不要把重大的事說得很隨便，也不要把瑣碎的小事說得冠冕堂皇。對於一些平凡的普通名詞，不應加上一些漂亮的修飾語，否則就會顯得滑稽。在表現情緒方麵，談到暴行時，你要用憤怒的口吻；談到不虔誠或肮髒的行為時，你要用不高興和慎重的口吻；對於喜事，要用歡樂的口吻；對於可悲的事，要用哀傷的口吻。”王德春在《修辭學探索》中也指出：“上課時間在教室裏，說話一般比較莊重、嚴肅，話題也比較集中；休息時間在公園裏，說話一般比較自然、隨意，話題也比較分散。在公文事務處理中，一般不用談家常的語氣和口吻；在親人促膝談心時，則不適宜用公文程式。宣傳科學理論，要在理智上使人信服，不適宜用過分的文藝腔調；描寫文藝形象要在感情上打動人心，不宜用過多的說理口吻。麵對千百群眾的公開演說，不宜輕聲緩語；親友個別交談則不宜大聲疾呼。對一般群眾說話要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對專家說話則可使用專門術語，言簡意賅。”他倆都強調語境不同，表達的方式、語氣就應有所區別，力求切情切境，入旨入理。魯迅先生曾說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闊人家，在孩子滿月時舉行慶宴，前來慶賀的人見到孩子，有的說孩子將來一定能當大官，有的說孩子將來一定能發大財，有的說孩子將來一定能成大材，等等。這時有一個人卻說：這孩子將來會死的。前麵的人都是隨口奉承，沒有根據；最後一人所言確有根據，符合客觀規律。但從口語表達的效果看：對前者，主人眉開眼笑，連連道謝；對後者則怒氣衝天，棍棒相加。
孩子滿月是喜事，主人這時願聽讚美之詞，盡管是信口之言；而說孩子將來必死確是有據之言，卻使主人反感。因為說話的場合和喜慶的氣氛不相協調。由此可見，在莊嚴的場合言語也要莊嚴，在輕鬆的場合言語也要輕鬆，在熱烈的場合言語也要熱烈，在清冷的場合言語也要清冷，在喜慶的場合言語也要喜慶，在悲哀的場合言語也要悲哀。
有的時候，為了使口才表達取得成功，還應精心設計，善於創造一種交談的具體場景和氣氛。據說，1945年7月1日，黃炎培等六位國民參政員應邀訪問延安。“我們20多年不見了。”這是毛澤東和黃炎培握手時說的第一句話。黃愕然，畢竟是第一次見麵呀！毛澤東笑著說，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先生主持會議歡迎杜威博士，演講內容如何如何，那一大群聽眾之中就有我毛澤東。黃炎培深感意外，想不到當年在一群聽眾之中，竟有這樣一個蓋世英豪。他盛讚毛澤東的好記性，原先的陌生感一掃而空。次日，黃炎培等6人又應邀到楊家嶺，他走進毛澤東的會客室，驀然發現當中有一幅畫極為熟悉，畫麵是一把酒壺，上書“茅台”二字，壺邊幾隻杯子——此乃出自沈鈞儒之子叔羊之手。畫上還有一首詩：
“喧傳有客過茅台，釀酒池中洗腳來。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一種懷舊之感不禁油然而生，這不正是自己的題詞嗎？不錯，這幅畫原是叔羊為沈鈞儒畫的，作於1942年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時，在請自己題詞時，因忽然想起長征中共產黨人在茅台酒池洗腳的謠傳，針對這個謠傳，他題寫了這首七絕以諷喻之。萬沒想到，這幅畫竟掛在中共領袖的客廳裏！頓時，一股知遇之情似暖流溢滿了黃炎培的周身。他深感與毛澤東等共產黨人一見如故，可以推心置腹。事實證明，延安會談堅定了黃炎培先生今後的方向，而毛澤東精心創設的會談氣氛與環境，又為會談的成功奠定了基礎。毛澤東不愧為口才大師，他精心布置的語境使黃炎培倍感親切，兩人一見如故。這無疑是有利於爭取國民黨左派、加強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最終促成了會談的成功。
第五節邏輯性標準
——讓群眾接受你的信念
領導者講話，邏輯一定要嚴密，有條理，通過邏輯分析的方式，把自己講話的目的明明白白地表露出來。
講話首先要嚴格遵循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科學。思維形式是指人們思考問題時所用的概念、判斷、推理。思維規律是我們在運用概念、判斷、推理進行思維活動時必須遵守的規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這些規律要求人們思考問題和表達思想時，要保持同一性，不能自相矛盾，不能模棱兩可，要有充足的理由等。遵循這四條基本規律，是講話具有嚴密邏輯性的總體表現和要求，必須貫穿於講話的全過程，體現在講話的每一個環節中。
一、中心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