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後兩次改變，使我在思想上產生了疑問，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直到1957年5月，中央政治局批準了我起草的中央《關於西藏工作的決定》，周總理要楊尚昆派專機命我返藏傳達，途經西安時，時任陝西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張西鼎，通過軍區司令員楊嘉瑞，請我到軍區吃飯。飯後張西鼎邀我到小禮堂，向我當麵檢討，賠情道歉，痛哭流涕。他說在延安時，他曾深夜去找時任中組部長的彭真同誌，說毛主席對我的了解很片麵，隻看重了我的能力和才華，沒有看到我危險的一麵。彭真急問：“什麼危險方麵？”張西鼎說：這個人確有些雄才大略，很能幹，也使人佩服，但個人英雄主義嚴重，一旦掌握大權會尾大不掉，不聽指揮鬧獨立的。張西鼎並解釋說，他並沒有說別的，隻是說我個人英雄主義嚴重，政治上沒有問題的。他說他當時找彭真告狀，一是他那時對我確有看法，一是想讓彭真壓我，要他當副政委，或將我撤換。沒想到雞飛蛋打，搞黃了事，他很後悔，很覺得對不起我。我被他真誠的檢討所感動，也對自己過去在作風上有些粗暴、不能很好地團結同誌、個人英雄主義時有表現等做了自我批評。雙方都表達了永棄前嫌，既往不咎，互勉互勵，共同進步的良好願望。至此，我才解開了當時的疑團，也明白了1954年彭真在北京見到我時對我說：範明，過去聽了別人的話，對你誤解了的意思了。現在想來，毛主席當時是要委我以重任的，可惜事出有因，終未如願，這也是我自己造成的。追述在此，也給後人一個教訓，一定要嚴格要求自己，成為一個德才兼備經得起考驗的共產黨人，才能更好地為黨和人民作出更多貢獻。
6月，我仍回黨校學習，仍然擔任十三支部的書記。我和王甫、徐寅生一起，領導支部學員集中學習討論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在討論中，有一部分學員認為實際領導抗日的是國民黨蔣介石，共產黨和毛主席隻是在政治上起領導作用；認為抗日的主力軍是國民黨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隻能在政治影響上說是抗日戰爭的主力軍。我和王甫、徐寅生等一起，對這種投降主義的謬論，根據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的論述，進行了辯論和批判，得到了黨校領導上的表揚。
8月，聽了毛主席提出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方針的《關於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講的傳達報告，我們組織支部學員進行了學習和討論，使大家認識空前提高。對當時的國內階級關係，國共兩黨關係，我黨應取的方針策略，以及當前和未來的發展趨勢等，都有了較明確的認識。特別對蔣介石“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家夥”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因此大家都信心百倍、整裝待發，隨時準備奔赴前線去投入戰鬥。
1945年9月初，中央決定組織幹部去東北工作，並決定歐陽欽去東北擔任領導職務，要他動員中央黨校的學員和機關幹部去東北工作。歐陽欽到黨校動員我和愛人梁楓同去東北工作，我欣然同意，到中組部報名參加，還買了一頭毛驢，隨幹部團出發。剛走出延安不遠，當時接任歐陽欽工作的西北局秘書長兼統戰部長張德生同誌派組織部的馬振幫處長趕來，向歐陽欽說明中央的意見，認為我的作用主要在西北地區的統戰工作和地下黨工作，希望將我留下，黨校和我一起去東北的同學們也要我和他們一起去東北。歐陽欽當即召開黨員會議，說明他也很想叫我去東北，但從工作需要和組織原則出發，把我留在西北更好。我隻好服從，當天，中組部即調任我為西北局統戰部處長，負責管理西北地區地下黨的工作和三十八軍地下黨的工作及統戰工作。當時，和我同在統戰部當處長的還有劉庚、嚴克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