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還用那輛接我們來時坐的比馬車能快點的大卡車把我們拉回西北局。一下車，他親自把我和張西鼎送到西北角的第五層窯裏，裏麵已備好筆墨紙硯等。高崗把組織處長馬定邦和總務處長叫來當麵，對生活起居和組織紀律做了嚴肅認真的安排。之後，我和張西鼎就開始不分晝夜的工作起來。由我起草，由張西鼎抄清。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寫了部隊的組織計劃和起義行動計劃，在人事安排上，把張西鼎安排為軍政治部主任。張看了後，把草稿摔到我麵前，指著他的名字說：“你知道不知道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員是什麼關係？”我說：“政治部主任受政治委員領導。”他當時大聲吼道：“毛主席要我協助你工作，我隻比你低半格，為什麼不能當副政委？”我對他解釋說：“在主席那裏，我請示由蒙定軍當政委，主席不同意，並明確表態這是工作需要，這你是在當麵的。我是經過認真考慮把你安排為政治部主任的，就這樣，回部隊後能否通過還是個問題，這你也應該是知道的。你如果有意見，可附上你的意見，請毛主席裁奪。”他不再高聲，但還強辯說：“你在部隊時當連長，我也當過連長，你到三十八軍還沒有我時間長，你就能當政治委員，我為什麼不能當副的？”說著躺到床上，拉著被子蒙上頭睡起覺來。我繼續寫材料，第二天清晨醒來時見他床上無人。他一連幾天跑出去搞什麼也不告訴我，也不再幫我寫材料。我把材料寫好後交給西北局轉報毛主席。但過了幾天，西北局忽然通知我，叫我們回中央黨校學習，並要求我忘掉毛主席的決定，不要再向任何人談起這件事。我當時雖然覺得很突然，也意識到可能與張西鼎有什麼關係，但我確信這是毛主席改變了決定，因為毛主席在全黨的領袖地位那時已經確定。因此，我又回到黨校，一直遵守著這個決定，也從未向任何人談起這件事，也不再想這件事。
此後，我便專心努力學習。除了有係統地學習了黨史上兩條路線問題外，又運用整風方法，學習了毛主席的《學習和時局》、《反對本本主義》等著作以及《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等文件。這實際上是繼1942年的整風運動之後又進行了一次全麵的整風學習。在這一過程中，對自己存在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才真正從無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出發，進行了係統的自我批評，做了認真的總結，初步提高了階級覺悟和思想認識。特別是學習了黨史上兩條路線是非問題之後，對毛主席和主席的思想從樸素的信仰和忠誠，上升到以馬列主義和階級觀點分析理解的理論高度。這對我以後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主動運用毛澤東思想和獨立分析思考問題進行勇敢鬥爭，打下了思想自覺性的牢固基礎。
從5月到12月，我一直在中央黨校學習。這時黨校二部的主任是張鼎臣，副主任是安子文，我和他們接觸不多。
1945年春，時任西北局組織部副部長、中央黨校教務主任的張秀山和二部主任張鼎臣、副主任安子文找我談話，說中央決定開辟敵後中原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任命張秀山為中原區黨委書記，準備到河南去開展工作。要我協助搞組織和統戰工作，並讓我暫停學習，集中力量向黨校一、二、三部從各抗日根據地回來學習的黨政軍民各級幹部，調查了解建立根據地的各方麵經驗，寫出一個總結報告。我奉命後，經過一段緊張的工作，不僅進行了大量的調研工作，寫出了報告，而且還選定了一批幹部，準備去中原。報告交上去後，張秀山通知我和黨校一部一位姓周的同誌（因為隻接觸過一兩次，想不起名字了）一起準備組建中原軍區的工作。又叫我們兩人一起去找彭真，請教在敵後建立根據地和搞武裝的經驗。彭真談了一大套，在談到軍事民主問題時，他說：中國曆史上最好的軍隊是嶽飛的軍隊，人稱“撼山易，撼嶽家軍難”，但嶽飛的軍隊沒有軍事民主；到了近代，馮玉祥的軍隊算最好的，但也沒有搞過軍事民主；現在毛主席要在軍隊裏搞軍事民主，這是個新事情，是個冒險；你們搞軍隊時，可以先試試看；等等。自己當時在這個方麵並沒有經驗，所以沒有說什麼。一個星期後，張秀山又通知我說：“中原局暫不搞了，你繼續留黨校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