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需要說清楚，我親兄弟有四人，大哥是郝克俊。二哥郝伯雄（字克傑），讀書不多，在十幾歲的時候，便被伯父送到一個商店裏去當學徒。1927年西安解圍後直到1938年，他都在困苦中度過，時而給父親搞木廠，時而開磨房，時而因受姨母（父親之小婆）的逼害逃走當兵。1938年經黨的介紹才送到延安抗大參加了革命，參加了共產黨，解放後任西安市七區區委書記，西安市工業局長等職。他是我爭取上學和婚姻自由的堅決支持者，為此與伯父、父親爭吵得最激烈而幾次被趕出門。1959年因同情我向中央申訴，受到了留黨察看和撤職的處分。弟弟郝克順，一直在家務農，是這個家庭中受盡折磨的孩子，也是個勤勞樸實的農民。伯父去世後，因父親從未管過家務，我們已參加革命在外，就由他接替伯父當家。在此期間，他對陝西省委和臨潼地下縣委人員進行了掩護工作，並對黨在這個家裏所藏的槍支予以保護，做了不少工作。
1927年放暑假後，下半年開學不久，由於鬧分家，沒有人給教員管飯了，甚至連教員的點燈油也無人供給了。教員實在無法教下去，隻得中途散了學，我失學了，伯父就叫我在家裏幹農活。在我們那裏的農村，小孩五六歲就開始幹農活了，收麥時拾麥穗，打場時幫著拉推耙，平時去割草等。伯父就叫我學農活，我一心撲在讀書上，學農活隻是個形式而已。我們那裏是產棉區，棉花與白豆（即大豆）間種，一趟棉花，一趟白豆。為了防止棉花猛長，要掐掉棉花的頂，我們那裏稱打棉花尖，還得把亂長的棉花條子折去，叫捋褲腿。這些活就分給我們孩子們幹，甚至要雇小孩幫著幹。我到地裏口袋裝著書，這時我已能讀小說了，就裝上《桃花扇》、《東周列國》之類，到了地裏幹了一會兒，我就藏在豆架下邊看書，看著看著，我在豆架下邊睡著了。臨吃上午飯時，他們喊我才爬起來。這時我讀的還有一部書《齊民要術》，這是我伯父常看的有關農業知識的書。我從這部書中學到了許多農業知識。我在地裏不好好勞動的情況，有人向我的伯父告了狀。一天，伯父就到地裏來檢查，果然發現我在白豆架底下讀書，伯父發現我不是偷懶，而是好學，沒有責備。
我們家經過一年多的爭吵，終於在1928年解體分居了。分居後，我們家搬到村外的油坊裏住下。我伯父的爭勝心極強，他除了忍痛把地產作抵押，在高陵縣“世順魁”字號以三分高利借了幾百元，買了牲口，雇了長工，又把油坊開了起來。在家境極其困難的時刻，他發現我好學，認為我將來必能成才，就繼續供我上學。從借的錢中抽出5元，炒了幾樣菜，準備兩壺酒，把錢用紅紙封了，領著我到距離我家三裏的大留村，去拜劉明齋老先生，要求送我到大留村小學上學，劉明齋滿口答應了。於是，我就上了大留村高級學校。
這所學校是劉明齋創辦的，他是學校的董事長，兼著給學生講課改作業。劉明齋留著胡須，長袍馬褂，拄文明棍，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是位著名紳士，在當地很有名氣。他是清朝時代的老秀才，民國時擔任過三原縣第一任縣長，以後曾在國民二軍裏當過參議、參事，也曾在楊虎城部隊任職，還到過漢中，全國解放後任陝西省檢察委員會副主任。
教我們的老師叫張子常，當時不到30歲，甘肅蘭州人，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濃眉，高個子，一件藍布長衫不離身，同學們私下呼他為“衫子客”。張子常懂武術，早年參加革命，是共產黨人。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鎮壓革命後，他逃到櫟陽藏起來，從此脫離革命。他到櫟陽，在櫟陽鎮當文書，劉明齋發現他很有學問，就把他請到大留村學校任教。他在櫟陽教書數年後，就回到甘肅蘭州市，在蘭州小學當校長，一直到1949年蘭州解放。我來到蘭州時，曾去拜望這位老師，解放後他被選為人民代表。1951年我奉命率西北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1953年到北京開會又來蘭州拜見這位老師，饋贈200元。他一再誇我說：“那時我就看出你是個有作為的人，我為能教你這樣的學生感到自豪。”
大留村學校，每天早上要出早操，上的課除了曆史、地理、自然之外還是“四書”、《古文諧鳳》、《幼學瓊林》、《春秋》、《左傳》、《詩經》等，以及尺牘、狀子，還要做大塊文章。要學古文，和過去一樣，背書是主要硬功夫。背書不但要背現在學的，而且要把過去學的都得背，先生說這是“溫故而知新”。
劉明齋是老秀才，他很懂八股，善於講文章章法，又通白話文。於是他專門給我們講八股文和現代文的關係，講文法。講文章的章法：起、承、轉、合、切、行，如何轉，如何接，以及文章的邏輯，前因後果。我跟劉明齋老先生學會了寫文章的章法。劉明齋還教我們寫狀子。他自己著有一本寫狀子的書，包括寫狀子的實際事例，寫狀子的格式、文體等。他教我們學他著的書，並要求我們能背過它。劉明齋是個勇於為民請命的人，當遇到官府勒索甚重，就代表當地民眾請求減免糧稅，懲罰貪官汙吏，群眾稱“告黑豆蟲”。如果縣太爺置之不理，他便向上峰寫狀子告縣長，而且據說真的被他告倒了一兩個縣長，使得繼任的縣長對這位老書生畏怯三分。當時，我不是死讀書，力求學懂，學懂後就好背了。我就學會按他的格式，用自己的語言、哲理寫狀子，受到稱讚。
在這個學校裏，先生教討論性的作文。那個時候，我鋒芒畢露，仿效俠義，在我的文章中明顯反映出來。張老師是個受打擊逃難的人，對政治敏感，采取避諱的態度。張先生很愛我的文章，他曾說：“一個那麼小的孩子，能說出那麼大的事，而且邏輯性強，條理分明，真是了不起。”解放以後在蘭州見到張先生，他還一再誇我的文章，並向我講他還保存有我的文章。劉明齋老先生對我能寫好文章，少有大誌，特別器重。有一次他當著我伯父的麵誇獎我的文章，他指著我的一篇文章說：“根據我的經驗，永生這娃的才學，若在清朝時，至少應是一個進士，可以當翰林，現在是民國時代，將來也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說得我伯父更對我偏愛了。
我從10歲開始寫作文，在我家辦的學校和在大留村學校的幾年中，我寫了好多本作文，可惜大部散失。1954年我出席首屆全國人代會後，1955年返回西藏路經西安，我的侄兒革政來看我，他說在家中的老房的老鼠洞裏，無意中找到一本我當時的作文本，我高興地接過來一看，紙色發黃，邊有鼠齒痕跡，但翻裏麵的10篇作文和老師評語尚完好無損。我還真要感謝老鼠齒下留情，竟替我保存下來這份最早的文稿。茲錄幾篇作文及老師的評語於後：
中秋賞月記
熏風自拂，月自東方懸於空，圓如球，明如玻璃，蓋已至中秋時節矣。餘與諸同學作賞之樂。設桌敬月，獻美食數種。少時，獻之已畢。烹菜數盤，旋酬飲酒，講道相勸。未幾，煮美茶一壺，取食數種，相飲食，甚樂。飲食已畢，餘忽然有所感於中秋賞月之樂。夫人生於世，年紀有幾，彈指之間者已壯，壯者已老，一年之中，佳節難逢。由此之，中秋賞月之樂，不可不樂乎！
（評語：起處甚好，感想最好。）
試述各人之誌
是日午，功課畢，餘與張生學友同坐一室，相談笑。張生問餘曰：爾誌若何也？餘對曰：餘之小誌也，好為學，孜孜不倦，學至大成之日，願盡才而教育之。又欲為偉大之人，不為庸碌之徒，不怕死，不苟生，將來與國家立功勞者，是也。雖然為亂世所遇，恐不能盡其言。張生曰：爾之誌盡善哉。
說互助之益
夫人生於世，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故一人之識，何能及乎。互助之事於是生焉。苟能互助，若一日所講之功課，彼有不明，則我助之，我有不明，則彼助之。如有不善，則相勸導之，切磋琢磨，增長知識，無有所窮。此所謂善相勸學皆建互助之益，豈不大哉。若夫不顧互助，則爾為爾，我為我，學問全無所進，有不善之事不相勸，此所謂過不規，道有兩虧，此之害偉矣哉。
（評語：通順）
說棉
季春之雨，初晴之後，餘與諸同學，乘課業之暇，作郊外之遊。但見數農人，持犁執鞭策牛翻地不已。友問餘曰：翻地何為。餘應之曰：今將種棉也。棉，有草本木本之別。始產印度，唐太宗之時，其種方入中國。今日播種，夏秋之交，葉腋之花，結實如桃，熟則綻裂三歧，其棉自見，采而軋去其子，或彈、或紡、或織布等，以供人之衣服；又能售之，所賺之利，以供費用，其利大矣哉。
（評語：詞達理明）
學貴有恒說
溫課已畢，餘與諸同學，坐凳伏幾，談論學問。有一友曰：人生於世，不可不讀書，若不讀書，則終身為蒙昧之人，是猶麵牆而立也，義禮不明，悔尤交集，此皆不讀書之過也。餘答之曰：雖然如此，貴乎有恒。若讀書之時，三日在外，一日在校，遊戲無度，荒疏功課，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嗚呼老矣，是誰之愆。故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作巫醫。此言無恒心之害也。苟能恒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以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若梁顥八十二成大名。由此觀之，學貴有恒之言誠不誣也。
（評語：敘情尤切）
學校與國家之關係說
友問餘曰：學校之與國家有關係否。餘應之曰：學校之與國家如唇齒之相依。故海外諸國何其強也，皆因多設學校，以教眾生，人才並出，然後建大功於國家，造幸福於社會，又能使國中之人無不知其禮義之宜，而有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苟能如此後，治國可運於掌矣。我國之人，何不積極之設學校哉。
（評語：既知人才與國家大有關係，諸生何不勉之，致國家於富強也。）
陝西最嚴重的大年饉人們習慣稱民國十八年（1929年）年饉，實際上年饉是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開始的。我記得1928年大旱，夏糧歉收，接著秋田又遭到了非常嚴重的蝗害。回想那一年的蝗蟲多得嚇人。蝗蟲來時，結成比飛機還要大的一片又一片，飛過來有響聲，多得一下子遮倒了太陽，如同日食，一下子天都變黑了。遇到渭河，蝗蟲能夠結到一起成為一條大船，漂水而過。蝗蟲真是具有“海陸空”的本領。當蝗蟲看見莊稼地，就分散在整個莊稼地裏，或幾十畝，百十畝包穀苗，隻聽得哢嚓、哢嚓，像人用鐮割一樣，不到一兩個小時，全都吃光，好好的莊稼地成了空地。農民們見蝗蟲來了，就敲鑼打鼓，用桃樹條子打，說桃條能避邪。實際不起任何作用。可達天文數字的蝗蟲，把一塊塊莊稼吃光了，又轉移到另一地方。蝗災的危害是比什麼災害都要嚴重的。
這一年，我們家麥麵饃這類飯食不見了，代替它的是秫黍麵做的黑窩窩頭。關中的秫黍當然沒有東北秫黍那麼好吃。因為是連殼一起磨的，加上缺乏蔬菜，所以吃下去，常常便秘，得用鑰匙從肛門摳。我正是這一年到距家三裏路的大留村小學上學的。如果住校，需繳三石麥的食宿費，家中繳不起，我隻好走讀。為了不遲到，天未明就起床，沏一碗鹽開水，泡個窩窩頭，胡亂填下肚。拿著饃，帶著用一塊舊布包著的課本就往學校跑。郝邢村到大留村，走大路要彎很多路，我便逢田跨田，遇牆翻牆，斜插走過去，竟然把地踏出一條路。就這樣緊趕慢趕，才算準時到了學校。中午放學，我就留在學校啃冷饃。
最難熬的是冬天了。一到冬天，那窩窩頭凍得像石頭似的，硬得很，當時一些財東的同學見了譏笑我所帶的窩窩頭，又黑又粗硬難以下咽，就給我的窩窩頭起了個名叫“打死狗”，意思是這種饃硬得可以打死一條狗。我們學校沒有水井，用水要學生輪流到村裏去擔來，寶貴得很，所以學校不供應開水。每到上午放學，大留村的同學都回家吃飯去了，我離得遠，隻得在學校裏啃這“打死狗”，喝涼水了。啃著涼饃，喝著冷水，連一點菜也沒有，吃到肚子裏凍得渾身打顫，實在難以忍受，吃著吃著就不免潸然淚下，吃著哭著。
這一年大旱，冬天特別寒冷，進了農曆十一月，天更冷了。同學們上課凍得受不了，就從家拿麥秸，搬幾塊磚頭，摞成方塊塊，在裏麵生火烤。放了學灰尚未滅，我就將帶來的窩窩頭埋在灰裏，等饃的冰消了，上麵卻沾了一層黑灰。本來就是很黑的饃，這下變成了個黑蛋。我拿起就吃，把我的嘴也染黑了，成了個黑圈圈。我吃了饃，拿碗去張子常先生家，向師娘要水喝。因為水很缺，平時學生向她要水喝，連涼水都舍不得給。這天，我眼裏含著淚，嘴圈是黑的，一手拿著碗，一手拿著半塊極黑的饃，真像是個叫花子那樣的狼狽相，感動了這位慈祥的婦女，連忙把懷抱的女孩遞給我，接過我的碗進屋倒了一碗開水給我，我喝到肚裏，一股暖流，立刻感到渾身暖和。從此以後，師娘破例供我開水喝了。
這些苦難，我當做對我的意誌和毅力的鍛煉，為我樹立以天下為己任的大誌打基礎。這個時候，我想起了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默念著孟子那段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特別想起範仲淹，因為我母親姓範，對範仲淹很崇拜。範仲淹求學時也很貧寒，一碗粥都不敢一下吃完，要把粥放涼，成了涼粉，將粥劃個十字分成四塊，每次隻吃一塊，這就是“劃粥而食”。範仲淹還把鹹菜切成節，限製每次隻吃一節。我就以這些前人的範例勉勵自己。我在想範仲淹那麼貧寒都能忍受，我怎麼不能？要成大器、立大業，這點困難就不能克服嗎？於是我立誌要以苦為樂，磨練自己的意誌和毅力。這年因為大旱，三料無收，劉明齋家經濟也困難，無力辦學，過了冬至，宣布散學，我就又失學了。
在大留村學校的同學劉養沛（以後改名劉旭初），是劉明齋的兒子，此人忠厚，敏捷稍嫌不足。當天上的課能背過，之前的課文卻忘記了。寫文章不能根據已學過的變化格式，而是生搬硬套學他父親寫狀子，沒有自己的語言、哲理，而是照抄他父親那一套。他當時是死讀書，在學校常挨打，晚上回家，父親進行輔導和補課，他仍學不會。他父親批評他的文章是謄文公。他父親當著同學的麵斥責他，有時點我的名，將我的文章作為他學習的榜樣。我和劉旭初就常常在一起切磋功課，從此建立了友誼。我曾與他結為盟兄弟，以後上海求學，一起磋商起字，我叫若庸，劉旭初叫若魯。1932年在西安中山中學一起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衛社），1937年到安吳青訓班參加革命，1951年參加了解放西藏工作，幾十年在一起，始終友情甚篤。
我還有兩位小學的同學，是我們郝邢村的弟兄二人，一個叫邢元興，一個叫邢元福。本來一個村兩個姓，一個姓邢，一個是我的家族姓郝，曆史上兩個家族有仇。那還是清朝時代，我大伯郝隆光和邢家的大伯一同去三原考秀才，我大伯本來考得成績好，因為耿直，不給考場師爺、衙役們勒索的錢而被除名。姓邢的大伯考得成績不好，卻行了賄賂而得中秀才。過陰曆年時，竟以盛氣淩人的態度給我大伯父送來一副欺負人的對聯。我們家曆來習武，我大伯父一看生了氣，把對聯撕了，組織幾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到他家，把秀才拉出來打了一頓。他們家也組織人與我們家械鬥，結果又把他們打敗。民國以後，我大伯到了胡笠僧部隊，當了官，有了武器，他們害怕，沒有繼續鬧，我們這邊也收斂了，沒有找麻煩。但是兩家的仇結得很深，到了我們這一輩，大人都不許與他家來往。但邢元興、邢元福和我在一個學校，我們在一起複習功課，我對《書經》理解較差，而邢元興卻對《書經》背得熟，理解得深，我曾向他求教，例如就曾問過“啟迪、迪化”這兩個詞，他給我做了講解，我漸漸與邢元興偷偷要好起來，他又把邢元福引來與我做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