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我家裏來了一位我父親的朋友，我伯父把我叫回去陪這位客人，他當我伯父的麵問我幾歲，我回答9歲（實際8歲）。問我讀了些什麼書，我回答已讀過《三字經》、《百家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問我能不能背誦，我說能，他當麵讓我背了一章孟子。然後他又問了我許多曆史上的故事，如堯讓位舜登基，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等，我都能侃侃而談地回答他。這位客人非常驚奇，說他從未見過一個不到10歲的小孩能把四書背誦，還能懂得很多曆史，真是了不起！說著掏出五塊銀元作為嘉獎。我伯父雖然沒有接這五塊銀元，但自此對我更加器重，另眼看待，並決心供我讀書。
到了1924年，按農村習慣算法我已11歲，實際上我才9歲。我已讀完了《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禮記》、《詩經》、《書經》、《易經》、《春秋·左傳》以及《幼學瓊林》、《古文諧鳳》、《離騷》和《唐詩三百首》等，要舉行畢業大考試。所謂考試，主要還是背書，真是比現在考“博士”還難呀！舉行考試時，要把以上學過的這些書全部搬來，放在先生麵前的桌子上，是多大一摞，書比我還高。給先生鞠躬後轉身，開始從《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背起，背著背著，先生讓停下來，提了《書經》上一句，就接著往下背，背著背著，先生又讓停下，跳到《古文諧鳳》上的一句，你就得馬上轉到《古文諧鳳》接先生那句往下背。不是按順序背，而是一會前邊，一會後邊，一會這部書，一會那部書。考試一個學生一個學生背，一個人要背一整天，沒有把這許多古文念得滾瓜爛熟的程度，是過不了老師這一考關的。舉行這種大考，如背不下去還得挨打，常常有的學生，多高的個頭，因為背不過而挨打，有的打得給老師跪下，有的挨打哭得嗚嗚的。
背誦完課文再考講解。讓參考的學生在教室前排坐下，所學過的那些古文，誰也不知講什麼，沒有劃範圍。由先生點誰的名，誰就走到先生講課的位子上，這時先生才提出要講哪一篇。講了正文，還要講小注。講正文還不怕，最難的是還得把那種古代的注解講清楚。一共講三篇，講完後退下，先生再叫第二個學生上去講。大考期間，同學們都是誠惶誠恐，當老師的也很辛苦，所以除年俸之外，每個學生的家還備有每日一兩銀子的紅包，以示酬勞。考試完畢，先生對每位學生考試成績依超、優、平、劣四等評定。我是參考年齡最小，成績最優，被評為超等。劉福昌老先生當著我伯父、各位同學的家長和同學的麵對我再一次誇獎，並且說：“大家都說我對學生嚴，厲害得很，常打學生，還畫墨麵體罰，可是像永生那麼小的年齡，上學這幾年，我沒有打過他一次板子，也從未責備他，那為什麼？不是我偏愛，而是他學得好，應該誇獎啊！”他這話把我伯父說得臉帶笑容，連連點頭。
通過背誦這許多古文就為我語文方麵打下紮實的根基。四書五經中難懂的是孟子中的《告子》和《書經》。俗話說：“《告子》把娃念得吊死，《書經》把娃念得碰死。”《告子》是孟子講的哲理部分，小孩難以理解，感到很難。《書經》講的距今太古老，也很難，不過能把易經讀懂之後再讀書經，就比較好讀了。對這些古文的理解方麵，譬如《大學》中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句話是說事物的變化。天天都有新變化，今天新了，第二天還有新，一切要新。這句說，我到現在也隻能懂得到這樣地步。總之，我年幼時所學的禮、樂、射、禦、數、書六藝。禮就是禮記，是社會科學，這一門我當時就比較差，一輩子這一門也不行。對於樂理我可得滿分，但我卻不會音樂，可以說是個樂盲。我到1924年把古文讀完了。
正當我畢業時，傳來山東省一位神童，才12歲，就著有《四書白話解》一書出版的消息。這是一部參考書，轟動了全國。我伯父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即派人買了10部。我通讀了四書五經，為我的古文根底打下了基礎；我的白話文也是從幼年時代打下的基礎，其中第一部書就是這部《四書白話解》。
1925年，是我國大革命高漲的一年。這一年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心議題是：如何加強黨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在宣傳工作、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方麵如何準備迎接大革命的高潮。這一年在共產黨的倡議下成立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北伐掃除障礙開始了二次東征。這年5月30日上海學生及其他群眾反帝遊行、演講，英租界巡捕開槍鎮壓，釀成“五卅慘案”，激起全國人民反對，陝西學生成立雪恥會，分六路分赴各縣宣傳，形成聲勢強大的群眾運動。我這一年進入本村的高小班。原來的劉福昌老師隨我的二哥郝兢生到軍隊去了，另請了遊章村的章先生，他是個有愛國思想新舊相結合的先生。我們那個西北偏僻的農村，這一年和往年不相同，大革命的浪潮衝破了“子曰詩雲”的一統天下，而將孫中山三民主義和《東方雜誌》刊登那些愛國的激揚文字帶來了。
我大哥郝克俊，是我們那個封建大家庭還未分居前所供的上洋學堂中學的唯一人物，在大革命時期，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是位學生領袖。上到中學畢業，清朝時就得算是舉人了。中學畢業後，他不甘心去教學，正好1927年2月由共產黨創辦的中山學院成立，院長是共產黨員劉含初。他就考上了中山學院學習，並且加入了共產黨，畢業後分配到楊虎城部留在陝西韓城的一個連當政治指導員。以後馮玉祥叛變，與蔣介石同流合汙，他被迫逃跑到安徽、山東一帶父親的部隊裏。此時楊虎城處境極度困難，被迫去日本，父親讓他隨楊去日本。楊虎城從日本回來後，有了一種革新的思想，想給自己培養一批新幹部，同時也為了和我父親搞好關係，所以就把我大哥送到上海法政大學去讀書。到了1930年夏，父親叫他回到家裏接我到上海去上中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途輟學，經我父親介紹到陝西漢中趙壽山部當秘書和參謀，也脫了黨。1932年以前，他不僅是個很用功有才學的人，而且思想進步，是一個對先進的社會科學有研究的人。他對我在上海上學期間，不但在國文程度上幫助很大，並在灌輸社會科學方麵的知識，以及督促我讀社會科學書籍方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我學習馬列主義走向革命道路的啟蒙老師。
但自他離開上海到趙壽山部隊後，抵不住舊社會環境的熏染和影響，便慢慢地腐化起來了，在生活上則是吃喝嫖賭無所不為了。西安事變後，楊虎城委任他為陝西耀縣的保安大隊長，和我黨陝北的部隊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不久楊虎城被迫出國後，又被蔣介石的人把他調換了。跟著七七事變，他又回到趙壽山部當副營長、科長等職，在抗日戰爭中還盡了些力。到1942年，因他吸起了大煙生了病，便回家賦閑了。新中國成立後任甘肅省參事室參事。
就在1925年，我們的小學掛起了孫中山像，開始讀《總理遺囑》，“騎白馬，挎洋刀”的歌聲，換成了“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接著，“五卅慘案”發生了，雪恥會的宣傳隊來了，鎮上的高小學生打著紅綠小旗到鄉下來宣傳，號召人們打倒帝國主義，不然要當亡國奴。我大哥、老師和高年級同學上台演講，說當亡國奴是很悲慘的：十家人隻許有一把菜刀，由一個洋人管著，隨便輪著睡女人，吐痰時要叫中國人把嘴張開，唾在中國人的口裏；洋人上馬時，要中國人跪在地下當上馬石，生娃如果是女孩可以多生，不允許生男孩超過兩個等等。當時人們關於亡國奴的概念就是這樣的。顯然，這些內容有的還是曆史上蒙古統治中國時留下的印象，但學生們反帝愛國的熱情卻是高昂和真誠的。有的學生講得痛哭流涕，泣不成聲，有的講得慷慨激昂，高喊口號。台下我們這些小學生也跟著聽得哭了起來。接著，在老師的率領下，也都打起了小紅綠紙旗到鄉下農村宣傳起來了，唱著“天昏地暗滬江邊，英人逞強權，慘殺我青年……”這一類反帝愛國歌曲。這個時候的學校，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思想高漲，就連同學們做的遊戲也常以“打倒列強”做戲，由我當頭頭指揮兒童做“打仗”的遊戲。
這個時期還搞起了農民運動，在我們那裏是我父親那個連裏一個叫張建影，可能是個共產黨員，他奉命組織農民搞起來的。發動農民上街遊行，成千上萬上街，把城包圍起來，他們說，我們不當農民了，農具不要了，不務農了，不種地了，以此抗糧、抗稅。農民運動聲勢浩大，身帶土槍，浩浩蕩蕩，連城上駐防的軍隊都不敢惹。
1926年春天開學不久，北洋軍閥係統的劉鎮華率鎮嵩軍攻進陝西關中，開始了在陝西曆史上有名的圍困西安的戰爭。在這兵荒馬亂的情況下，學校便解散，學生都隨著家裏的人去逃難了。我們家老小便跑到距我們家很近的三義村借了房子住下，學校就停課了。
西安解圍後，由馮玉祥部下宋哲元任陝西督軍時，開展放足運動。禁止婦女纏足由民政廳長鄧長耀領導，人們給送綽號“裹足布廳長”。放足運動的風也吹在櫟陽，從西安來了好多穿著半截裙子大足的女學生，來到櫟陽宣傳放足阻力大得很，因為農村那時有個舊習，去相媳婦，什麼都不看，不看這個女子長得漂亮不漂亮，而是看腳大小，認為腳越小越好，講究三寸金蓮。因此就想辦法要女孩子藏起來。這些女學生到了村裏，進了屋，對老太婆、中年媳婦不大管，專找姑娘，隻要見到小姑娘纏著足，就拉到大街上，當眾把裹足布解開，並當眾宣傳命令，禁止纏足，不服從者要罰款。就是這次放足運動使我們這一代的婦女不再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