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劉鎮華部圍西安五個月不下，就派其部下梅發奎和投降劉的麻振武等圍攻渭北之三原、高陵、涇陽等縣城，並派軍隊去剿我家。我村有城堡，地處西是高陵、東是櫟陽的東西大道上，當時陝軍三軍的一個營駐櫟陽，其中有一個連守我們的村子。這時，我們家除留了少數人看守外，所有的大人小娃、騾馬車輛和好多財產都搬到我義父住的三義村暫住。鎮嵩軍來了一個營，駐紮在三義村西八裏的草王村（也有城堡）。鎮嵩軍和陝軍對打並占了三義村。他們要剿我的家，以為我家的財產在駐有軍隊的那個村子裏。於是從三義村和我村對打，因兩村距離很近，步槍都可打到，鎮嵩軍傷亡了一部分。打了一陣，鎮嵩軍要撤退，不知誰向鎮嵩軍告密說我家財產在三義村，於是就來搶劫，把我家的財產、騾馬、大車全部搶劫一空，僥幸人尚未傷害，我們無家可住了。
我父親的獨立連從陝北返回關中駐防耀縣，劉鎮華鎮嵩軍圍西安時，獨立連去了西安，在耀縣有留守，留一名副官和幾十杆槍。當我家處於有家不能歸，錢財被劫的困難情況下，全家老少就由櫟陽向北遷到耀縣暫住。
我父親在西安解圍之後，已經是1927年，從西安來到耀縣把我們全家又搬回櫟陽老家。我們回到家一看，大吃一驚，連人都走不進去了。鎮嵩軍把我家掘地三尺，堂屋地下埋的銀子被挖走，很多古董被搶走，家庭遭到嚴重破壞。
1927年2月，楊虎城部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十軍，楊虎城任軍長，楊虎城依然讓我父親任獨立連連長。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捕殺工人和共產黨人。馮玉祥仍表示願與共產黨和武漢革命政府繼續合作，由陝西出師河南與武漢的國民革命軍共同北伐。5月，楊虎城奉命率部東出潼關，我父親參加了這次北伐。西路北伐，所向披靡。很快消滅了盤踞在河南的軍閥，於6月1日會師中原。正當革命形勢高漲，北伐節節勝利的時候，馮玉祥也背叛了革命，與蔣介石同流合汙，屠殺起共產黨了。我父親的好朋友史可軒被殺害，魏野疇壯烈犧牲，楊虎城上了當，率部隊離開陝西，被逼到安徽，處境非常困難，有被消滅的危險。我父親是個有頭腦的人，目睹這一切，使他認識了蔣介石、馮玉祥的反動麵貌，勸楊虎城不要追隨蔣介石，也不要跟著馮玉祥。楊出國去了日本。
楊虎城從日本回國後，蔣介石有意拉攏楊虎城，楊虎城未與蔣介石會麵就回到當時在山東的部隊。部隊經過一段整飭訓練之後，即進剿劉桂堂（劉黑化）、顧震等土匪，我父親在剿滅劉桂堂土匪的戰役中立了功，被提升為特種營營長。
1929年4月，楊虎城接受了蔣介石的指揮，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十四師，並安排了蔣介石的親信馬青苑等。我父親脾氣壞，常以楊部創業的功臣自居，對楊虎城不提升他極為不滿，對楊虎城接受了蔣介石親信更為氣憤，當麵頂撞楊虎城，與之大吵大鬧，並脫離部隊在徐州經商。事實完全如我父親所料，部隊實權已落到他人手中。到1930年3月蔣、馮戰爭快結束時，楊虎城奉蔣命調部回陝入關，途經河南洛陽，馬青苑等趁機在戰場上把他的知心骨幹、部下全部暗殺，並把他的軍隊全部改編，這就完全控製了楊虎城的軍事實力。
1930年11月，楊虎城率部回陝，出任陝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軍總指揮。在楊虎城大擴軍、大賞功臣之際，就想他的六哥，要對他作一番安排。但我父親與王一山（楊虎城的參謀長）、馮欽哉（師長，西安事變時投蔣）等人作對，為此又與楊虎城當麵爭吵，楊虎城隻給了他一個掛名領餉的參議名義。我父親職務不高，卻在楊部的上、中層人員中享有很高的聲譽。他與孫蔚如、趙壽山、姬彙佰等，特別是趙壽山關係密切。趙部軍官和武器，據說大部都是他的老底子。趙壽山、孫蔚如、姬彙佰等除了在生活上給他有些津貼外，並且由姬彙佰等人拿出資本，由我父親負責，開了一個彙通汽車公司，來往西安至蘭州之間，不納稅，不受檢查。這個汽車運輸公司除了運輸一般貨物外，主要給商人包運大煙。但為時不久，蔣介石的勢力逐漸插入陝西。1933年蔣介石逼走陝西省政府秘書長、共產黨人南漢宸之後，又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撤銷了楊虎城的省政府主席職務。我父親做的這種特殊生意就關門做不成了。我父親與他的小老婆就在西安東關幾間破房裏住下來了。
但他是一個好動的人，不能閑著，又開始學農藝，在灞橋買了幾畝地，自己每日鑽到地裏麵種植果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發生了張學良、楊虎城實行兵諫並捉住蔣介石的西安事變。楊虎城準備用兵又想到他六哥，開始委任他為南路總指揮，命他率兵經商洛出荊紫關攻豫南。後因周恩來親臨西安，經說服釋放蔣介石。趙壽山時為西安市公安局長，他提名讓父親任西安市東關分局局長。但蔣介石背信棄義，張學良送蔣至南京，立即扣了張學良。同樣，對楊虎城及其第十七路軍進行瘋狂的打擊迫害。楊虎城被迫辭去公職出國考察。我父親隻當了不到兩個月的東關公安分局局長，就被蔣介石所派的人接替了，並對他多次迫害。有天晚上派人把他捆綁吊起拷打，將他僅有的三幾百元積蓄全部搶走了。我父親非常氣憤，於1937年搬回了臨潼櫟陽老家，從此以後一直到1949年解放，從我們家的田地劃出十幾畝，培植果園，在果園裏蓋了房子，與小老婆一起住在那裏，吃在那裏。
我父親很早就與共產黨人有接觸，以後自己的幾個兒子又參加了共產黨，到了陝北鬧革命；加上他一貫反對蔣介石，因此，他回到家裏培植果園，他的住宅實際上就變成了我們黨陝西省委的一個地下交通站，對陝西省委交通巡視員衛平（解放後臨潼縣委副書記）和地下工作人員，長期進行掩護和接待。很多交通人員和去陝北的人員來往都住在那裏。這些人對他也進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反蔣統一戰線的宣傳和教育。他在政治上擁護共產黨，掩護接待我黨同誌，並不是由於他有了革命的政治覺悟和認識，而是因為他認為共產黨一定會成功、會得天下。另一方麵，他是堅決反對蔣介石和胡宗南的，認為共產黨會把這些壞蛋打倒給他出氣。第三方麵，是由於自己的兒子參加了共產黨在陝北做事。
1949年3月，我的家鄉解放了，1951年進行民主改革。我父親對實行土改是讚成的，他同意把土地、財產全部分掉，但在思想上總希望給他在政治上留些麵子，希望黨對他對地下工作曾出過力這點能有所照顧。但當時土改工作組個別工作人員對他不夠了解和諒解，對他進行了鬥爭。我父親給我寫了信，我接到父親信後於1951年2月給西北局習仲勳書記寫了一封信：
最近接到家父來信，得知我家被當成地主惡霸鬥了一次，父親被工作組同誌打了耳光，受到了處罰，祖先牌位被毀掉，門口站起了武裝。起初我懷疑這個情況的真實程度。昨日根據由地方上來的同誌所談，得知確係如此。因而我才決心寫這封信。我的家庭，是個勞動致富的農業封建家庭，有地200多畝，30口人……這一家庭的成份，我個人的看法，是富農，在當地占有土地數量和生產工具是比較突出的，這是事實。但並不能因鋪攤子大而確定了地主成份。……不能因為要滿足群眾的要求，違背土地政策，上升成份。
習仲勳接到我的信後，於1951年3月1日給西北局發報：“範明反映，接西安電話，他家家具、牌位被砸，他父親被鬥、被打，是找了幾件曆史陳賬等情。據悉範明家庭應訂富農成份，他父親如無大的惡跡可以不鬥，對幹部家庭應加適當照顧，特別是範明已準備入藏工作，以免影響情緒。是否適當，請考慮決定。”
以後，原陝西省委負責人之一，西北局統戰部長汪鋒對我談：認為我父親是西安圍城和西安事變的參加者，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又對我黨工作人員進行了掩護，因此應當保護。土改時，由西北局通知了我的哥哥郝伯雄，把我父親從農村家裏接到西安，在西安東關故居住下，並在生活上給予適當補助。1955年政協陝西省委員會成立，我父親被安排為陝西省政協委員，1956年5月逝世。
我對父親的印象是好壞各半。在我童年時代，生活在農村家中，他常在外，我很少見到他，十幾年之內隻見到幾次。當我長到十一二歲的時候，由於他另娶小老婆，對我的母親、姐姐和哥哥們都另眼看待，從而使我對他在感情上產生了憎恨之心。1930年他命我長兄回家接我赴上海讀書，父子關係有所好轉。可是到了1935年，由於姨母的挑撥，父親停了供我的學費；與此同時，他更加虐待我的母親，使我與他的父子關係一度惡化。西安事變後，我已參加了革命，得知他在家中掩護我黨工作人員，同時又利用他的關係，方便了我黨做趙壽山及該部的工作，因而父子關係又比較好轉了。
父親讀書不多，但勤於求知，頗善鑽研。進過講武堂之後，尤喜兵法。他在軍事指揮藝術上確有很多獨特和創新的見解。我年幼時，他給我講了很多有價值的經驗，叫我記下，可惜我當時沒有這方麵知識，也不重視。以後在革命戰爭中對孫子兵法和毛澤東軍事思想做了研究，並從實戰中證明以後，才明白他的那些軍事經驗和見解有很多是合乎樸素唯物辯證軍事學的。他不僅學軍事，而且學別的，到了晚年，不但能寫一筆很好的北魏體字，並且能看懂很多現代政治書籍，還鑽研植物栽培和嫁接技術。這些對我也有很大影響。
我父親愛國，同時也是個舊軍官。我崇拜父親，因為他是神話般英雄人物鷂子高三的徒弟。我後來仍然尊敬他，因為他一身的豪邁氣概。他從來不趨炎附勢，不向強權低頭，不怕困難，勇敢堅強，曾經對清朝和軍閥英勇作戰，並且成為共產黨的摯友。
另一方麵，父親的性情暴躁、目中無人和好喝酒等缺點，對我的個人英雄主義、不善於團結同誌和性情暴躁等缺點也起了壞的影響，是我一生最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