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現在，我想每個人都應該時刻警示自己：我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麼？這意味著就後人而言，我想知道後人將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後人所在的世界，哪一種人將會繼續生存著。我們時代的人顯然對“未來”以及“後人”這種事漠不關心，他們甚至認為考慮那些事都是愚蠢的，是多餘的，甚至是可笑的。他們隻想在這現世過得足夠好，不管身後之事。能挖到的煤精力挖完，能用的水盡力用完，能占用的農田盡力用完……他們一定能夠認識到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但沒有一個人願意犧牲現世的“幸福”。尤其是我們時代的一些官吏，無論大官還是小官，皆為政績，皆為自己的仕途“鞠躬盡瘁”，每一個新官上任後，城市的麵積就會擴大一圈，鄉村的田地就會消失一片；無論大商還是小商，皆為金錢，皆為自己的財源“死而後已”，每一個商人經營後，假冒偽劣就會層出不窮，人們的生命就會朝不保夕。
我之所以會對後人感興趣，是因為希望他們的生活有這樣一種尊嚴和價值——它與我們從幾千年中所了解的人的存在還有點連續性。我們後人的後人，就像我們看待自己的祖先一樣，未來的人應該也能夠把我們看成他們的祖先，他們會怎麼看待我們，會怎麼想這樣一個重大而嚴肅的問題：“我們的祖先究竟為我們留下了什麼？”這並非就肉體的意義而言，而是就人類生存的以及曆史的意義而言。
現在看來，這個難以應付的“生物學現象”已經影響到我們國內以及國際政治上的行動，這是我們現在要考慮的問題：以近期發生的一些國際事件來證明這種“生物學現象”的嚴酷——日本霸占中國釣魚島與我國關係日益緊張；俄羅斯總統為永久占領北方四島而登島視察，震懾日本；美國強製人民幣升值；韓朝海軍在西部海域交火……其實全球很多國家幾乎每天都有關於領土和資源的爭奪戰，這種事情發生越多越頻繁，就說明低層次危機越來越嚴重。而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本質，勢必需要花費長久的時間，而不是坐在會議桌上用一兩天就能解決。充其量，製作“純病因學”的處置計劃、緩和較危險的征兆，這是目前國內和國際政治行動基本上所能做的事。如果不加以重視，上述這些危機將會成為“‘2012’世界末日”的導火索。
除上述問題之外，人口也是低層次危機的禍首之一。要知道，導致全體居民的品質低落的是任何國家或社會中的出生率差距，但是這種危害及影響還沒有完全凸顯出來，隻能提出問題並落在紙上。民主製度可能在低能者增加並且優秀人才減少的社會中推進嗎？這個答案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才會出現。也許有一種新的方法，那就是讓先天稟賦優越者能盡量繁衍子孫，或者從逐漸趨於劣化的人群中選出最優秀的人加以培養，這也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途徑。
以目前的世界結構而論，當一個國家的出生率都偏高時，而它周圍的國家全體國民的出生率都急速下降時，那麼和平多少會受到威脅。比如說，2010年，韓國生育率降至曆史新低，政府正在通過各種政策鼓勵生育。據資料顯示，韓國生育率為1.16，低於美國（2.05）和日本（1.29）。韓國福利部估計，按照目前趨勢發展下去，到了2050年，韓國人口將從目前的4800萬減少至4000萬。
而真理、愛以及善良、智慧在哪裏？對於我們來說，那些曆史上的偉人並不是從根本上對我們有著決定意義的人，而是那些在當代“複活”了的人。他們是對我們產生相當影響力的當代的偉人，他們也許並不引人注目，但曆史的真正進程卻依賴於他們。可是這麼多年來，並沒有偉人“複活”。在一個沒有偉人的時代，必然會成為小人泛濫的時代，加之在一個毫無信仰的時代，一切有害的精神氣候隨之複蘇並蔓延，腐蝕著我們的靈魂和肉體，繼而在這個時代出現了一群舉止行為瘋狂的人，他們招人厭惡的表現，令人討厭的自吹自擂，醜惡的發笑，失去尊嚴的悲哀，無一不褻瀆著我們原本就脆弱的精神荒原，直至成為淒涼的沙漠。
毋庸置疑的是，在國家主義的偶像崇拜中任何均勢的變動都會引起戰爭，在工業化程度相當的兩國中很容易產生這種情況，較弱的國家人口逐漸老化、減少並且知能低落，隻能采取防禦或守勢手段，而勢力強的國家人口增加，並且年輕活潑，很可能會采取侵略手段。
人口會有增減，自然資源也有相對增減。威脅和平的是人口與資源的關係，威脅個人自由與民主製度的也是人口與資源的關係。但是不幸的是，這種關係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已經惡化，而且今後還會持續。人口過剩與自由無法並存的，人口與資源的不均衡使大多數人難以獲得生活所需，勞動者比物品還要多，所以，個人為了微薄的薪水而不得不長期工作，從掌有政經大權者手中保護自己可憐的收益，來養活家人維持生活，他們甚至連一點剩餘的購買力都無法擁有。打工者因為害怕得罪老板而丟掉飯碗，就不敢對老板說“不”，這種情況還談什麼所謂的民主主義。本世紀是人口過剩的時代，隻有傻瓜才會認為德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可以施行民主製度，以目前的情況看，整個亞洲國家以及大部分歐洲國家，人口與天然資源間的關係都已陷入絕境。這種情況下，民主製度又如何能夠生根並發展？在人口過剩的國家找不到自由的土地，幾乎沒有能積存購買力的人，也沒有在經濟上完全獨立的個人。不穩定的經濟狀況，以及由政府統製的資本、勞動和生產、消費，這些在人口已對天然資源造成強大壓力的國家中都是難免發生的事。那麼如此下去，馬爾薩斯先生的理論將成事實，政治製度難免會走向全體主義。本世紀將成為全體主義專製以及高度中央集權的時代，這並不是偶然的。而在民主傳統還稱得上堅厚的中國，新的全體主義大概是“人道”和“博愛”的，那些幾近掌握著絕對性的權力的政治家將會越來越腐敗，這在將來會更加明顯。
潛伏的生態學危機是導致世界性政經危機的原因之一。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很好地保持了人口與自然資源的平衡。自然本身具有恢複這種均衡的獨特方法，但這不適於現在的人類，如果將此法用在現在生活方式下的人類身上，那麼將會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的文明，當然也會導致更為廣泛和深刻的悲劇狀況，換句話來說，就會導致可以毀滅人類的“‘2012’世界末日”提前到來。那麼如何才能避免這種“末日”悲劇呢？我想問題的症結應該是如何才能使人的價值與生物學現象的事實和諧共存。
對目前這個物欲至尊的時代，我隻能說天真地說出我的想法，那就是，我們應該喚醒一些普遍的信仰，首先讓人們都知道居安思危的道理，就是要想在這個地球上生存，就要普遍產生危機意識，我們應該像傳道士那樣熱忱並執著地宣揚這樣一個事實：就像上帝毀滅火星和火星人那樣，“2012”這樣的末日預言正在逼近我們，人類是他自己本身的“火星人”，而“火星人”入侵所產生的悲劇，是任何激進的革命行動都無法消除的。
人類不能僅靠理想維生，但更不能僅靠麵包維生。比如說，對印度人談四大自由與人權無疑是笑話。在那樣的國度，大部分人民是沒有任何自由，也任沒有何權利的。“世界末日”的悲劇已無法用那些沒有用的好聽話予以緩和，並且將因暴虐行為而更加持續惡化。
因土地侵蝕與人口過剩而造成的嚴重破壞，進行方式並不與政治層次的破壞相類，它所造成的悲慘後果是政治層次破壞而產生的後果將更加悲慘。間接地改善國際政治關係的辦法，正是國際間要為共同應付生態學及農業層危機真正付諸於行動，做更多的努力：恢複並增加地球土壤的肥沃度以增產糧食、限製世界人口，這是解決低層次危機的兩個有效方法。當然，就解決低層次危機而言，不能僅落在紙上，也不能僅靠談判桌和會議桌，更不能向地球上各國國民強迫推行某一種類的政策，反之，除了妨害為解決低層次危機所作的努力，並沒有別的什麼益處。
人口總數仍然會繼續增加。這表示不論發生任何事件，未來都將成為經濟、政治危機最嚴重的時代。其實這種危機在我們時代已經出現端倪，經濟危機的衝擊，部分國家局勢的動蕩不安，國與國之間的種種矛盾，都預示了政治和經濟危機不斷再惡化。即使世界人口政策達成一致協議並付諸實施，仍需花費若幹年的時光，才能認為這種危機已逐漸減輕。目前，在我們所能判斷的範圍內，人類超乎尋常的困難與不安處境，似乎還需延長，縮短這危機時期的辦法，似乎隻有迅速實施適當的人口政策。但在人口問題中，我們遭遇到利弊難以兼顧的兩難式困局。就生物和曆史學看，小家庭不比大家庭正常，受人工限製僅生產1到2人的女性不比生產4到5人的女性更接近自然。就生物學意義而論，我們經常會感覺到缺少均衡與調整，因為人類的正常行動往往是近代文明的犧牲品。但是，一旦生物學意義上的正常行動不再為近代文明犧牲時，危機就會緊跟而來，我們將更缺少自由，將會更加饑餓，更易陷入革命與戰爭的危機中。那麼我們究竟應該采取什麼態度呢？當然是限製生育。專製政治、壓榨式的農業……都是因人口過剩而產生的，這往往以不易複元的悲劇而收場。
以生物學觀點論，雖然違背自然的行動常會帶來諸多危險，但在今日之世界，人類自然死亡的習性，是用抗生素、殺蟲劑、假齒、衛生學等來改變的。所以說，順應自然生育習性所導致的危機要比限製生育所引起的危機更大、更嚴重。如果抗生素和金黴素、假齒和下水道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那麼限製生育更是迫切之事，否則必將造成人口過剩，人與自然環境的不均衡、地球資源的破壞，必然導致戰爭與革命，饑饉與毀滅。但這是一個漫長的持久的工程，在這期間我們同時要做好保持土壤肥沃、抑製土地侵蝕，以增加更多的糧食。
事實上是，大部分國家的國民都還停留以手養口的狀態，但“口”永遠在增多，而“手”則必須從麵積有限的貧瘠之土壤中獲取食物，加速對土地的破壞，他們並沒有能力來單獨擔負抑製土地侵蝕、保持土壤肥沃這些工作，也沒有富裕的土地及資源、甚至足夠的時間。有一個現實的問題，那就是未來的肥沃必須成為現在饑餓的犧牲品，現在吃飽了，未來有可能就會因沒有可用的土地和資源而忍受饑餓，尤其在負荷人口重壓的國家中，現在的“自我保存”不得不以“自我破壞”為代價。假如各國的消極政策能被積極態度所取代，盡可能發現新的供給源，並使之獲得發展。抑製這種破壞行為的計劃應該可以實現，至少可以先製定出若幹法案，讓受傷害的已開發土地得以恢複元氣，同時以與自然法則協調的方法遏製農業與林業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