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 將探討在明末清初之後的城市重建中，城市景觀如何在不同的權力互動之下被選取，並構成、展現了清代城市社會重建的過程。我們以清代成都城市景觀的建設和發展為考察對象，討論全國性的文化主流——國家意識如何在四川這一、偏隅之地借著景觀建設得到播化，從而成為城市複建之初最初的文化認同；身在異鄉的地方大吏和文人階層如何重建王朝的文化觀念，整合社會士大夫團體；當地方文化發展起來後，地方士紳如何調適和營造自己的城市空間，強化本地地域文化認同。
戰後的成都較之蘇杭等江南城市，經曆了更大規模的重建，在戰後經濟凋弊、秩序不穩定的情形下開始城市重建，並使城市與清帝國的政治統治建立了更為密切的聯係。因此，成都的城市景觀的建設不僅反映了地方城市文化，而且更多地展現了由於帝國對地方城市的思想征服的過程，以及城市對滿清王權合法性的認可，這一過程也成為城市重新建設中的一部分。
在清代國家政策的籠罩下，地方城市建設承擔著教化民眾的文化使命以及鞏固中央統治的政治使命。而這一點正是傳統中國城市景觀建設的特質。本章 通過討論清代國家意誌、文化政策在城市景觀重建中的影響及作用，探討城市的重建過程中，國家與地方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傳統中國城市景觀發展中的政治背景。
一清王朝的國家統治特點與國家意誌的強化
（一）清初的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
明清易代是以滿洲貴族對漢民族的野蠻軍事征服實現的，明亡清興的曆史變遷既有同於朝代鼎革的曆史共性，亦有“以夷變夏”的異民族介入的曆史特性；既有政治上的王朝易主，更有文化上的異質文化交鋒。因此，在清初的二三十年中，處於被統治地位的漢族民眾懷有強烈的民族敵對情緒。在他們長期接受的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教育和熏陶中，華夷之辨的觀念，在他們頭腦中根深蒂固。從這種觀念出發，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有悖正統。
因此曆代清帝也在不同的場合為自己政權的合法性辯護，如雍正在1754年提到：“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綱常綸紀言之，豈能逃纂竊之罪，至於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清王朝僅僅是結束混亂局麵帶來和平的正義之師，“統一萬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
清朝是異族入主中原，重建國家觀念是這個新的時代很重要的一個課題，朝代的更替隻是易姓改號而己，新的王朝仍然繼承的是中原傳統文化價值體係。關於這一點，清初遺民們也與清統治者看法是一致的。對於天下，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顧氏這番話，清楚地說明了“保天下”才是每一個士大夫的責任，因為“天下”就是整個中國文化，就是儒家的道。“亡國”不過是一個政權的崩潰而已，“亡天下”才是整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的喪失。滿清統治者一再強調被推翻的隻是漢族政權，卻沒有改變道統，保存了原有的文化核心，一整套的道德價值核心。正因為天下是沒有變的，天下還是過去那個天下，清朝的統治也因此有了合法性，漢族民眾痛失家國的傷口也被慰藉。
（二）清代國家意誌的強化
滿族統治者不僅要保存天下的核心——以禮教為中心的思想意誌，還要發展和弘揚它。1670年，康熙頒布了十六條詔令昭示全國，其內容均為儒家的道德準則：社會關係中的君臣父子之儀、寬仁、遵從、節儉和勤勞。滿漢學者們將聖諭以通俗的語言改寫出來，使康熙關於倫理道德的觀點在百姓中廣為傳播。雍正將康熙每一條聖諭作了詳細地長篇闡釋，準備了講稿，由地方的學者深入鄉村，每月宣講兩次。這場全國性的教化活動嚴肅而徹底地推行，雍正相信這將有益於提升百姓的思想行為，增加對國家的忠誠。他這種身體力行的道德主義是傳統的儒家價值觀被清朝的滿族統治深深地內化的標誌。
同時清朝國家還通過社會精神生活的建設與引導強化其國家意誌。具體來說，政府對儒家學說的繼承和發揚程度，普通臣民對儒家綱常倫理的接受與遵循程度，是傳統士大夫衡量一個時代文治狀況的重要標準。清政府致力於這一標準的實踐，即所謂“振興文治”，“文武並用，以武功勘禍亂，以文教佐太平”。而文治之內容，就是以思想控製為核心的文化建設。
（三）國家意誌自上而下的滲透
滿族統治者要沿襲傳統價值核心、重建原有的國家觀念，對於幅員遼闊的中國地方社會來說，是一項複雜的工程。因為在地方社會，國家的概念是透過祭祀、典禮、儀式、教育、史書等各種機製，細水長流地滲透在每一個人的心目中，影響著他們的信念和行為。因此，清朝國家政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帝國精神文化建設的進程從清朝建立一直持續到19世紀初。早在清朝建立之初，統治者就對國家文化政策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這種關注通過各種途徑表現出來，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對精神文化進行了嚴格地控製；吸收政府認為有價值的曆史遺產，最終目的是使國家統治地位得以確立。清代城市建設也成為國家意識的貫徹工具之一，在城市重建中，政府通過對城市景觀的整理重建，表達對晚明社會混亂的摒棄，同時在地方社會重申中央集權的價值。在清代國家文化政策的籠罩下，城市建設承擔著教化民眾的文化使命、鞏固中央統治的政治使命以及重新連接戰爭中被中斷了的地方精英階層和中央之間的傳統紐帶的作用。而這一點在清初城市重建工作中鮮明地表現出來。
二、清初城市重建中的國家意誌：政府對重建景觀的選擇
清以來，國家意誌以各種形式向地方社會滲透，這一滲透過程也表現在清初成都城市景觀的建設上，這些看起來很地方化的城市建設，實際上表現的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意識的滲透和從下而上對國家意識的理解和創造。人文景觀的建設，也是城市精英們利用的一種特有表達，推廣他們的世界觀，在地方上建立起與國家正統文化拉上關係的社會秩序的過程。“國家”在這裏既是具體的典章 製度、統治工具；又是抽象的意識形態。而景觀建設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通過把地方上的具體的人物與景觀，與人們觀念中的國家文化和國家象征聯係起來。
成都是明末清初四川地區遭受戰爭破壞最為嚴重的城市，戰後的成都，一無所有，經濟殘破，人口稀少，連“重構茅屋數椽”在當時都無從著手。在這樣的條件下，城市建設隻能由政府組織開展。因此，在城市重建的過程中，國家意識占據了絕對的主導作用。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政府隻能優先考慮恢複建設一些對於鞏固封建政治統治、安定戰後社會秩序具有重要意義、能夠在思想上對廣大民眾進行控製的設施。這樣孔廟、城牆、官署、貢院、青羊宮、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對於清政府具有政治意義、思想意義的一些城市景觀最先得到恢複重建。
（一）具有政治意義的國家機器等景觀得到重建
成都作為四川省會，如同所有中國傳統行政中心城市一樣，是作為政治中心和軍事堡壘建立起來的。直接服務於政治統治的國家機器的修建必然是戰後城市恢複工作的重心之一。城牆、官署、貢院等國家機器是城市地位的標識，它們代表著中央政府在這座城市的統治，對這座城市的所有權，也象征著這座城市在國家行政等級中的地位。
城牆對於中國城市來說意義非凡，在外在形態上，中國傳統城市與鄉村的最大區別，主要體現在城牆上。它與官署、學校等等一起，成為中國大一統官僚體係中一套製度的和文化的象征。一個行政中心如無壯觀的城垣與城濠，是政府是否強大鞏固的表現。因此，城牆的建設盡管資金浩大，但在城市收複之初，就列入時任四川巡撫的佟鳳彩的工作計劃當中，隨後到任的四川巡撫張德地完成了城牆的重修，成都擁有了與其地區中心的行政地位相匹配的壯觀城牆，這也為城市恢複提供了信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