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景觀建設史的研究方興未艾，二十多年來的研究雖然碩果累累，但仍有進一步深化和開拓的廣闊空間。在城市景觀史的研究上可以進一步打破畫地為牢的學科分類，采取多學科整合的研究取向。其次，研究要注意回到曆史現場，即在城市建設史研究中努力把田野調查和文獻分析、曆時性研究與結構性分析、國家製度研究與基層社會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
（二）關於明末清初動亂後城市社會重建的研究
明末清初易代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引來史家眾多的思考，對此問題的探討方興未艾。作為社會曆史學家，高彥頤的研究值得激賞的是，她將16世紀末到18世紀這一個半世紀的時間歸入一個寬泛的“明末清初”這一標簽下，展示了從不同視點審視曆史的變化和連續性的另一研究角度。它提到“在社會曆史中，稱明末清初構成了一個完整單位的看法，並不排除承認在這一時期內，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及由此所引起的各種內在矛盾。這些矛盾使明末清初這一時代呈現了複雜的曆史麵貌。如果我們著眼於它所經曆的社會經濟變遷，這一時期是最自由也是最混亂的時代；如果我們轉而集中關注意識形態控製的強烈高壓，特別是那些由清朝統治者授意的，同樣的時期看起來就是限製最多和最正統的時代”。對於“明末清初”社會動蕩後城市社會的思考集中在三個方麵：
首先是“民族情結”下的明末清初：20世紀前半期對明末清初的研究是在當時特殊的曆史語境下進行的，由於受到排滿革命運動和抗日戰爭的影響，不少學者著力研究明末清初的反清運動，以宣揚高潔的民族氣節。一時間，“以黨爭與結社為背景，來敘述明清之際的曆史，以喚起民族之精神”，引起眾多學者的共鳴，易代引發的社會政治動蕩，造出的特定人物如遺民、貳臣等，易代給士人造成的生存困惑都成為研究熱點。
其次是“發展階段論”中的明末清初：在經濟學者眼裏，明清是所謂“傳統中國”的最後一段時期，探索明清時期的中國究竟發展出何種社會性質與文化樣態。早期研究者如傅衣淩先生從商品經濟和土地所有關係兩個方麵展開研究。由此發展出認為明末清初是封建製開始瓦解，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論點。20世紀80-90年代的國內學者認為明清史與中國近代化緊密相關，提出16-17世紀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雖未突破傳統社會結構的基本模式，但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蘊含了某些從傳統向現代社會過渡的新的萌芽。近年來關於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研究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點，作為現代化問題的曆史的縱深思考，學者們將明清時期與世界一體化的開端，及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聯係在一起。彭慕蘭提出“中西大分流”，李伯重提出“早期工業化”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開的對明清史的研究。與此同時，一些學者提出應該注意到明清易代給社會本身所帶來的變化，李洵認為明清易代一定程度上延緩了16世紀以後中國的社會變革，其影響至少波及到中國社會發展的曆程幾乎近一個世紀左右。
其三是“秩序論”下的“明末清初”：一部分學者試圖跳出社會發展階段論的框架，從社會秩序的角度來探討明末清初。美國學者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以明清嬗代過程為課題，對一個帝國如何最終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個帝國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強盛的過程，作了總體的剖析與透視。他認為，中華帝國的機製與秩序中天然包含著走向衰微的因素，而王朝更替則構成了重建秩序的機製與途徑；滿族入主，在此被視為一種重建秩序的特殊動因。魏斐德的研究給了我們許多啟示，但其考察的對象主要是清朝統治者如何重建秩序，對地方社會秩序重建探討較少。近年來日本學界對明末清初社會秩序重建從“地域社會論”的角度作了許多研究工作。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山田賢對四川移民社會重建投入的關注，山田賢認為在四川移民社會的發展中，發展程度不同的移民以宗族為中心形成了不同的社會階層，移民地主與遊民，兩極分化為具有宗祠、私寨的強有力同族集團（領導者是紳糧）和經濟基礎不穩、不具有宗祠且向白蓮教方向發展的組織化的同族集團，最終導致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並以士紳為例，考察了四川明清時期移民社會由同鄉集團到同族集團以至宗族集團的整合過程。岸本美緒對明末清初江南地區的研究引人注目。前者探討了隨著開拓的進展，在新土地上，秩序是怎樣形成的，而後者則著眼於危機的時代、王朝交替的時代，秩序是怎樣崩潰、又是怎樣形成的。由於明末清初的社會秩序的恢複與士紳的關係密切，因此關於明末清初士紳的研究也很集中相關的研究。
我們發現，關於明末清初動亂後城市社會重建的思考中，對於城市在動亂中的際遇的總結以及許多城市在動亂後麵臨的物質重建問題很少有人涉及。我們不應該將明、清易代簡單地看作朝代的更替以及沉浸於由此帶來的反清的民族情緒標誌中，也不要拘泥於探討社會發展階段的大框架中，而應該更多地關注社會內部的發展，及易代帶來的社會變化及其影響。
在關於清代四川城市的重建問題的研究中，一些學者早已作了許多基礎研究工作。早在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黎光明在《東方雜誌》介紹了四川明末清初的情況。90年代，何一民的一係列研究指出清代成都城市在遭受空前浩劫後之所以能迅速得到再生和更新的原因如成都具有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其區域性政治行政中心的地位等；並從城市發展變遷的角度探討了重建對清代成都城市人口、城市麵貌、城市政治機構、城市經濟以及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全麵、綜合的影響。林成西分析了成都城市在經曆了明清之際的毀滅性破壞之後重建的過程，指出順治、康熙年間是成都市政建設重新起步階段。雍正、乾隆年間，與城市經濟和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交通、環境衛生等方麵的市政設施逐漸恢複和發展，成為這個時期成都市政建設中非常突出的現象。清末實行新政，成都在市政建設方麵體現了成都由封建城市向近代城市過渡的最初跡象。還有一些研究對清代成都城市建設有所涉及，楊宇振提到清代四川城市形態中一定的共性，應該指出的是清代的祠廟係統遠遠比明代來得名目繁多、紛繁複雜，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清代在“禮製”方麵強化了對地方的控製。
還有一些著作雖不是專門論述明清時期西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但書中專辟章 節對其進行了研究，如蒙默《四川古代史稿》、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遊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等相關研究還有。
應該看到，關於明末清初動亂後的成都建設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礎，但研究大多集中在兩點：從城市建設的角度介紹城市設施建設經過，或者從社會變遷角度研究清代城市生活。國家政權覆蓋地方的過程被看作背景，被大多數研究忽略。實際上，如果我們注視城市恢複的過程，“意味著不可能放棄對於覆蓋傳統中國最大號的秩序——國家整合的關心。原因在於，正是在被生成社會的漩渦中，更有‘權力’同時被析出、提煉。國家不應外在於地域。‘權力’與布滿地域各處的社會關係、秩序體係相關，國家和權力經常隨著地域被持續地再生產”。
四、研究特點、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特點
在目前關於城市史的研究中，至少存在兩種傾向：第一種傾向是：對於沿海沿江大城市的研究遠遠超過對內地其他地方城市的研究，但是清帝國的大部分居民都生活在這些地方。這種研究方向上的不平衡需要得以解決；第二種傾向是：過去十年，中國城市的研究過多集中在中國的工業化時代（即20世紀），至多上溯到帝國統治的最後一個世紀。而清代前期的城市受關注較少。本書的研究將注意力放在清代前中期地方城市的發展上。
本研究以明末清初動亂後的城市景觀重建這一特定曆史條件下的重要史實為研究對象，這一時期的城市重建對於中國城市發展史有著特定的曆史意義，意味著中國在世界城市急劇變化的時代中的走向。此外明末清初的城市重建所體現出的城市基本原則與價值體係使我們加深了對傳統城市的理解。
另外，在今天對景觀及建築等城市物質結構的研究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問題：寫作者們往往缺乏更為深入的曆史人文關懷，他們的寫作對象和關注重心通常是景觀及建築本身的發展過程，多從建築景觀本身著眼，主要關注布局、形製、建築美學、空間關係等方麵的文獻和實地考察心得，或主要集中在地方性史跡研究上，沒有把一個全麵的城市社會考慮進來，因而他們的寫作過於偏重於物質建設，忽視思想背景，社會背景與時代背景。
本書希望把城市景觀建設放在一個更廣闊的文化、社會和政治背景下去看待，即清代城市的恢複發展在這一場域中的體現，在這方麵，我特別關注的是：在景觀恢複與建設中，中央和地方在城市恢複與建設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城市各階層如何互動的；新的地方凝聚力在一個移民社會中如何建立的。就城市景觀而言，我既關注城市景觀自身的變遷，更多地是關注城市景觀所處的城市社會因素與城市景觀之間的相互影響。
城市景觀建設的研究應將其研究置身於國家社會的大環境中，既要把個案的、區域的城市景觀研究置於對整體曆史的關懷之中，努力注意從地方的實際和地方意識出發理解傳統城市景觀建設的過程與細節，也從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國家製度和國家觀念出發，理解在不同的城市景觀建設中具體地域中“地方文化”被創造與傳播的機製。
在關於明末清初時期城市重建的研究中，本書將重點探討清初城市景觀重建的過程、價值及各種建築物的象征意義；透過具體景觀的重建過程，運用分散、零散的材料勾勒城市再建的曆史。其次關注社會災難為城市帶來的曆史後果，以及城市在遭受到重大災難後，民眾對社會文化的崩裂和損失作出的回應。當然，從一定意義上，本書也試圖通過景觀的研究，再現清初的大混亂中城市的移民、地方精英、遊客、官員及處於災難中的民眾間的互動。因而，本書不僅立足於發掘景觀的意義，而且通過透視社會的物質重建來透視官府、移民、知識精英在城市中的自我意識及地位作用，包括城市文化重建的過程及意義。
我在研究中會更加關注城市作為地域社會的動向和清朝國家統治確立過程及其中的互動關係。在過往的研究中，城市恢複的細節，民眾、士紳、官員在城市景觀建設中的互動較為人們所忽視，由於研究缺乏對地方社會心態的認知，所謂國家統一的過程也就往往被視為僅僅是一個政治權力，軍事征服的運作過程，而這一印象是單一的、不全麵的，本書希望在這方麵作出彌補。
總之，我的研究特點建立在以下幾方麵：
一、學科整合。打破畫地為牢的學科分類，采取多學科整合的研究取向。努力把傳統中國社會研究中社會曆史學和其他學科不同的學術風格結合起來，進行實證的、具體地研究。
二、回到曆史現場，努力把田野調查和文獻分析、曆時性研究與結構性分析、國家製度研究與基層社會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情感、心智和理性上都盡量回到曆史現場去。
三、地域研究要置身於國家社會的大環境中。在具體的研究中，把個案的、區域的研究置於對整體曆史的關懷之中，努力注意從地方曆史的實際和地方意識出發理解傳統中國社會曆史現象。
（二）研究範圍
本書主要討論清代成都城市的景觀重建過程，建成景觀的變遷以及景觀與社會的互動。本書討論的事件集中在17-19世紀，也就是清朝建立（1640）後到清朝新政（1900）前的城市發展。當然為了論述需要，將會涉及上至唐、宋、明或更早，下至民國時期的一些史實。
（三）研究方法
長期以來，關於清代城市地方社會的研究是一個熱點，但由於對清代城市物質建設缺乏深入細致地實證性研究，使我們難以真正理解清代地方城市的麵貌。首先，清初城市重建的曆史長期被忽視，部分原因在於缺乏集中詳細記載這一時期城市由衰敗走向繁興的具體資料。相關記載多分散在大量的縣誌、文人筆記中；其次，當研究者試圖去把握城市景觀建設的變化時，也麵臨著許多困難，特別是我們所看到的有關史料大多是官員、文人們在缺乏深入調查的情況下隻言片語、浮光掠影、半事實半想象的記載。清初城市艱難的重建過程易被淡忘，19世紀的繁榮衝淡了人們對那個建設的年代的記憶。因此本書需要查閱整理大量城垣、建築的重建資料，城市景觀重建資料，城市社會文化重建方麵資料等。本書將采用實地調查、資料收集等方法。本書所用的資料來源包括相關的文獻史料、統計年鑒、地方誌、清末報刊及研究論文等。其中文獻史料包括文獻資料彙編類、方誌、筆記。
五、研究框架
清初城市社會的建設包括兩個方麵：一是物質上的重建，包括城市的城牆、建築、道路、寺觀廟宇等物質景觀；一是精神上的重建，包括城市中的社會組織、社會生活、文化等方麵。而後者是我們過往研究不甚注意的。我們除了前者的研究外，還要著眼於後者，而這一麵在城市景觀建設問題的表現，就是政府如何利用城市景觀建設使地方實現與中央政府的整合，實現地方社會秩序的再建立，以及地方社會共同體的建立。本書考察的清代成都城市的景觀也是一麵反映城市社會變化的鏡子。在中國城市景觀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個人、地域社會、文化傳統、政治權力都被統合在其中，因此通過城市景觀的研究，我們不但可以了解城市曆史、城市人物、生活的具體麵貌，還可以通過其時代的記憶與選擇構築起來的公共記憶空間，去透視那個時代的城市社會各種勢力的力學關係。
本書的框架從三個方麵展開：其一是清代地方城市景觀重建的背景；其二是清代地方城市景觀重建的具體內容、過程。城市選擇了哪些景觀的建設，是如何建設及展開的，又在其中經曆了哪些波折；其三是分析城市景觀建設過程中展現出來的城市社會本身的重建與變遷，這一部分內容將從社會內部、外部空間、縱向時間三個維度來分析景觀與城市社會的關係。因此這一部分包括三個層麵：從社會內部結構上，從景觀看城市社會結構的重建，即從城市內部社會各階層與景觀的關係；然後從空間變遷上，從景觀構成的城市空間的變遷上看清代城市對傳統的繼承與改造；最後一部分是縱向的時間維度上，分析城市記憶與景觀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