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名男性化、男名女性化即”異化”取名的趨勢有所發展，這不利於社會交際，容易帶來麻煩和混亂，值得注意。”異化”取名的現象雖然古已有之，但不是我們的民族傳統，也沒有什麼優越性；個別人偶爾為之也妨礙不大，但發展起來卻似不太合適，在交往頻繁的當代社會更是如此。僅從1995年全國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名冊中，就能舉出一批。如下為男名：李文芳、靳保芳、張國芳、王德芳、陳立芳、張新芳、洪理芳、韓淑芳、範士芳、林文芳；張文英、趙繼英、孫振英、高獻英、何華英、趙忠英、林樹英、王國英、徐仲英、郭世英；範英俊、劉英華、王彩鳳、鄧華鳳、周鳳玉、毛鳳麟、路鳳鳴；高紅、瞿彩紅、李建紅、張永紅、蘇君紅、姚紅林；劉遷香、侯順香、左保芝、陳嘉珍、薛佩珍、陳榮珍、侯同芬、劉鑾玉、曹如玉、夏如玉、夏林玉；羅林妹、晉美、蘇才美、蔡美思、林梅燕、唐愛新、朱榮榮等。
如下為女名：馬險峰、張光楚、趙光晉、朱興陸、李國民、王立勤、郭躍進、耿玉傑、劉亞欽、黃文改；李文衡、張學釗、楊學鈞、歐學聯、郭新誌、郭慶年、許先林、曹成林、閻宏偉、閻衛華；梁啟之、包光良、夏望麟、曾曉風、梅繼友、答邦貴、劉庚南、洪寒晴、何忠民、何有金；周殿雄、高紅岩、魁建忠、單亞文、張高津、李光輝、祁亞民、劉維傑、耿玉傑、黃學平；沙忠、玉恩、吳金、桑勤、姚進、茅健、劉韌、洪峽、李烈、俞雷等。
由此可見，當代”異化”取名現象，已不是偶爾的、個別的，而是有一定數量、一定市場的。對這種趨勢應引起關注，並積極引導，使其在今後漸趨消解。
十五、忌用“同姓名”字
“重名”現象也是古已有之，並且早就引起了有識之士的關注。南北朝時就有人著《古今同姓名錄》。此後，幾乎每個重要朝代都有這類專著問世。民國時期彭作楨著《古今同姓名大辭典》，收入人名5萬多，同姓名者竟有16000多人。其中，重名指數最高的是王佐，共71人；其次是李芳，共53人；再次是王俊、李英、劉福，都是40人。重名指數30人以上的，隻有王、李、張、劉四姓，共20人。重名指數最高的前20名，隻有一個雙字名，其餘都是單字名。這幾個簡單的數字，也顯示出重名的規律和原因。
古人已經發現了重名的危害性，如前文提到的”曾參殺人”與”毛遂墮井”，重名不僅使曾母虛驚、平原君痛哭，也會給曾參、毛遂本人帶來許多麻煩。重名還會給史學家造成障礙，因而產生差錯。受曆代史學界文學界尊崇的傑出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因重名的困擾出現過張冠李戴的失誤。春秋時孔子的弟子名宰予，字子我，魯國人。齊國有人名闞止，字子我。當時社會上多以字相稱，兩人同字，與今人重名相似。齊國的”子我”後來參與了田常殺害齊簡公的內亂。司馬遷將齊之”子我”誤認為魯之”子我”，在《史記》中記作宰予”為臨溜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宰予的這一罪名，直到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考證時，才得到昭雪。司馬遷還曾將孔子的弟子楚國人公孫龍，與戰國時趙國人名辯思想家公孫龍混為一談。
重名的危害雖早就發現，卻未能解決，發展到今日則愈演愈烈。有資料說，沈陽市成年人中就有4800多個劉淑珍，4300多個王玉蘭，4000多個王淑蘭；北京市的張力有4500多個，張穎有4000多個。照這種情況推算，李、王、張、劉諸姓，在全國的最高重名指數，至少突破萬人，甚至高達10萬人。在社會交往頻繁、信息傳遞迅捷的今天，行行皆有、處處可見、防不勝防的重名之風，將給我們帶來什麼呢？那將是混亂、煩惱、失誤、痛苦，甚至是禍患與災難。
據說蘭州市金城賓館中有五個叫張紅的青年人，為了區分清楚，不得不加上附加詞：大張紅男、大張紅女、小張紅男、小張紅女，剩下的那一位還叫張紅。兩個字的名字，變成了不倫不類的四字名，這何苦呢？
某校傳達室門前掛出塊小黑板：”請李剛同學來取彙款單”。接著蜂湧而至來了七八個”李剛”，收發員不得不一一”盤查”、”驗明正身”，才把彙款單發出去。
醫院裏重名而出現的差錯也屢見不鮮，有的錯拿了同名者的藥，有的錯拿了化驗單，還有的因重名而做錯了手術！